作为我国影视界惟一的一位女将军，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王晓棠从一个小兵成长起来的道路上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挫折与磨难。在她每一段奋斗历程的背后，都隐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
成名后仍默默为剧团洗纱布
1953年，18岁的王晓棠因出众的才艺被特招入伍，进入到总政京剧团，作为惟一一个不是名角的小白丁，她凭着自己的刻苦与努力，在短短的一年里就荣立了三等功。然而就在她刚刚对京剧熟悉时，却又于第二年被调入了总政话剧团，对话剧一窍不通的她，此次又面临着新的挑战。
“当时话剧团正在排演的一个大戏是《冲破黎明的黑暗》，我在里面跑群众，我可能是很用功的一个人吧，但是你光演个群众怎么行，那么大一个戏，就吩咐我兼演。我在化妆组管化妆，所有演员要抹很厚的油彩，这洗纱布就是化妆组的活，每天要洗纱布。化妆加起来有60多个演员，有的演员在换装的时候也要用，在家里演还行，但是我们是总政文工团，要下部队演出的，演出很辛苦。到了一个地方我的任务是要洗这个纱布，而且每天换一个台，到了那个地方要找有没有水，要洗纱布。然后就每天洗，每天洗，洗了之后，挂在卡车上面，让风把它吹干，装上以后再演出，再接着洗。每洗一块纱布的时候，就觉得这对我是一个锻炼”。做事极认真的王晓棠就是凭着这种“最小的事也要做到最好”的思想的影响，硬是把洗纱布这件极为普通的事也“洗”上了黑板报。
在话剧团里的两年里，王晓棠只演过一次D制的主角，然而她的认真与努力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5年，机会终于来了，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要拍《神秘的旅伴》，无意间经人推荐竟以出色的演技在该片中成功扮演了彝族姑娘小黎英，使她一炮而红，但是就在她出名后回到总政话剧团，却依然继续在话剧团默默的洗着纱布。“当时像我这种情况很少很少，当时没敢骄傲，就觉得还不行，于是每天还是洗纱布，而且还要比以前好一点”。
嗓子突然不能发声却坚持自编自导电影
就在王晓棠的《野火春风斗古城》把她推上事业的另一个高峰时，文革开始了，王晓棠被下放到北京怀柔北台上林场，一做就是六年的林业工人，就在她重新返回到八一厂，打算拍一部自己编剧、导演、主演、作词、作曲、演唱的电影《翔》时，她又一次遇到了巨大的打击。
“1978年我就觉得不太好，后来检查是甲亢。在动手术的过程中就发现我的嗓子不能发声了，就不知道碰到你哪根神经了，做完手术我想打一个电话告诉家里人，可是就听不见我在说什么，用这个音节最低的G调都没有，我想这可完了，怎么办？三个月之内是不许你动的，因为这个要补脑子，你不能做任何工作，可是我怎么忍得住三个月啊。而且我偷偷做点儿什么他也看不见啊，我就开始写剧本，就大把大把地开始掉头发，而且还要练这个可怕的声音。这样我记得前前后后这么一点一点，半年多了，有时今天好一点了，能够说出三四个音了，可到明天又回去了。可是我心里有一个想法，我一定要拍出来，我一定要自己唱这个歌”。
从a、o、e重新练出优美动听声音，王晓棠最终还是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在《翔》中演唱了一首具有川剧风格的歌曲。
痛失爱子经历人生最大打击
文革的十年动乱，不仅让王晓棠的事业受到了影响，而且作为一位母亲，她也遇到了人生中最大的打击。年仅17岁的儿子小群，也在1974年离她而去。“我是1969年12月被下放到北京怀柔北台上林场的，当时孩子还比较小，不能老在妈妈那里，妈妈年纪也大了，后来我就把他接回来了。可是我们把孩子带过去的时候，因为没有他可上学的地方，又重新送到北京去上学，后来就得了肝炎，去世的时候是17岁，还不到18岁……我就这一个孩子，如果到现在应该是46岁了。”看着儿子当年用过的书包，临终前留下的油画和生前最喜欢的玩具，这位坚强的女性眼睛湿润了……
《艺术人生》主持人朱军与王晓棠的对话
朱军：第一个问题是我一直以来特别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每次见到您的时候，您都显得非常矍铄而且漂亮，尤其是头上的发卡给我们留下特别深的印象，您总共有多少发卡？
王晓棠：这还没统计过。有那么几个吧。因为它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头发整齐，咱们女同胞都知道。我这个发卡是从我演完《野火春风斗古城》，这么多年没有摘掉，觉得它比较容易管束我的头发。
朱军：您最近刚完成一部片子叫《芬芳誓言》是自己做导演，自己做编剧，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在这个片子当中为什么没有专业演员？
王晓棠：这个问题谈的好，我们策划剧本的时候，并不是说不用专业演员，后来深入到生活中去，接触了很多台胞、台属、台商，很多人虽然不是演员，可是在他们那个领域都是挺棒的。觉得尤其感动我的是如果由他们自己来表达，可能比像我这样的演员演更好。比如说如果一个演员去演，你就想知道他演的怎么样，而我觉得要把这份感动传递给观众，讲生活中发生的一件事，还是不用专业演员的好。
朱军：但是无论如何您在采访他的过程当中，在与他交流的时候，在讲起他自己的故事，或者叙述他的某一段生活经历的时候，一个没有经受过任何训练的普通人，面对镜头，面对灯光的时候，可能还会是有一些紧张。你怎么处理，使他们特别地自然随意，让他们还原到生活当中的状况。
王晓棠：我现在坐在这儿，我看参加栏目的朋友们，不管是不是军人，我一眼望过去，你们能表达自己的一种气质，我现在这里面选的人，我只需要他用自己的身份和气质，待人接物的态度来进入我们规定的情景。因为进入了规定情景，你就忘记了灯光或者摄影机、摄像机，你会很自然，事实证明是这样。很多非常激情的戏都是一次通过的。包括流泪的，包括非常难演的戏。
朱军：真的一个人回想自己年轻时候走过的路，确实是一件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您是多大的时候当的士兵？
王晓棠：1952年，18岁。
朱军：最美的时候当兵的。
王晓棠：对，就是我参军的第二年，1953年，太漂亮了。当兵的第二年，就是19岁的时候，当兵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参军是在上海参军，总政文工团招人，不是招我这样的小白丁，都是招社会名流。因为家里父亲、母亲特别喜欢京剧，我小学的时候学京剧，虽然也登台表演，但是要入这个，被招的标准是不行的。 我父亲希望我成为一个文学家或者是一个律师，不同意我演戏，我母亲是画油画的，比较开明一点，演戏也可以吧。我在上海正好赶上文工团招人，黄宗英老师，还有赵丹老师，说有一个女孩，你们看一下，就领着我给他们看一下，后来赵丹说这个孩子一定要演京剧，这样把我作为额外的，唯一的一个十几岁的学生向北京汇报。
朱军：还记得当时汇报的情景吗？
王晓棠：他们汇报很多，就是说上海招了谁，请他们参军，但是其中有一个小女孩，她没有什么名，也没有演过多少戏，是一个喜欢京剧的小票友，但是这个人看来有培养前途。请示领导能不能作为额外的，就是特殊招进来，后来当时文化部长说如果你们觉得确实是好，那么解放军这个大熔炉是可以培养人才的。这样他们重新返回上海，就吸收了我。9月份参军，跟着一火车的人，全都是名角，唯有我一个小白丁，就是这么参军的。
朱军：其实那个时候可能冥冥之中已经告诉您，您一定会是一个名角。
朱军：在文工团，就像你说的团里有很多都是名角，真正演出的机会似乎不是很多，所以干了一段时间的杂工的事。是这样吗？比如说洗洗化妆的道具什么的。
王晓棠：是这样的。18岁现在说起来不大，但是到京剧团都要从八九岁开始练腰、腿。因为我文化比武生他们高，所以我是他们的兼职文化教员，大家晚上要学点儿文化，他把这个腿吊在这个柱子上拴起来，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我以前在学校里面，也要下腰，但哪有这么刻苦的，所以说扮相是挺好的，但是作为京剧练得太晚了，我听这个话就很不服气了，就每天在大家一块儿练功之前我要练功，可是我是教员，每天我的学生都是我的京剧老师，武功老师，文书老师，舞队老师。他们得把作业写完了之后我晚上才能改。有时候要改到一两点，四点钟就起床，等大家起来我已经练了一个小时了。就是这样。所以还不到一年吧，给我立了一个三等功。就是在京剧团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演戏你就得跑宫女，四个丫鬟出来就得有一个，怎么能在中间唱主角呢，但是我很用功，老师都说这个孩子有信心，所以不久就让我演一出我熟悉的戏，到了京剧团才知道京剧演员真的是太刻苦了，觉得它确实是博大精深。可是没想到一年多之后，我调到话剧团了。我又要从零开始。话剧团早晨也不练功的，但我很珍惜，因为一天不练功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师傅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那个是很苦很苦的，所以我舍不得丢。话剧团那些演员看着我在练功，说他在干什么呢？在下腰呢。舍不得，我这样一丢下就再也捡不回来了。但是话剧团也有话剧团的，演一个大戏是《冲破黎明的黑暗》，我在里面跑群众，就跑群众也跑不好。因为是农村戏，老说我走路像一个京剧台步，不像一个农村人，站在这里一看就是唱京剧的，不是演话剧的。所以就一点一点地从走路教起，过一个场来了，就这么一句词也得练很久很久。这比起我的下腰来这又算什么呢？我练就是了。总政文工团，要下部队演出的，所有的演员都要兼舞台工作，何况我是一个跑群众的演员。我兼做化妆组，那个戏是一个农村的戏，讲大扫荡的时候，所有演员要抹很厚的油，那个油彩非常重。就像晒的一样。拿稍微细一点的凡士林抹抹脸。这洗纱布就是化妆组的活，每天要洗纱布。化妆加起来有60多个演员，有的演员在换装的时候也要用。到了一个地方我的任务是要洗这个纱布，而且每天换一个台，到了那个地方要找有没有水，要洗纱布。每天洗，每天洗，洗了之后，挂在卡车上面，让风把它吹干，装上以后再演出，再接着洗。
朱军：还记得您拍的第一部电影是《神秘的旅伴》。听说拍这个电影也有点儿故事，刚开始的主角不是您？
王晓棠：不是，这部戏是林农和周文顺导演第一次联合导演，他们要有一个女主角是彝族的姑娘，想找一个更理想一点的，就从长春到北京来找。到话剧团是下雪的天气，雪已经停了。我穿一身子紫红的布衣裳在院里压腿，这是每天的功课，我看到两个人，一胖一瘦的，穿蓝衣服的很显眼，不久行政助理就出来了，说小王你过来一下。我就披上军袄进门之后也没人跟我说话，我很尴尬，扯了一张报纸假装看，再也没有人理我了，就这么打量我，我就低着头。“你练功呢？”我说嗯。过一会儿说，“行了，你走吧。”我就又出来了。后来过了几天我的分队长说晓棠这回要出去了，那俩导演看上你的，要让你去演电影。大概有一两个礼拜后通知我，叫做我过去试镜头，那时候很严。试镜头拿到电影局请电影局领导看，行就行了，不行就这样了。
朱军：但是一试就演了。这是你的电影生涯的第一步戏。后来拍到第二部戏的时候，跟这个片子还有关系？你突然间比别人强了一大块的时候，觉得周边会带来一些压力的。
王晓棠：我演完《神秘的旅伴》之后，那个大戏《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还在演，纱布还得接着洗，每天洗，而且洗的更好。领导们首先说晓棠不要骄傲啊，管的很严，当时没敢骄傲，觉得还不行。但是你毕竟是演了一部戏，而且是在56年的春节上演的，像这么一部戏里面又是新面孔，一下子就很红。在云南，导演还是林农，拍长影第一部彩色片了五分之二的戏吧。他嫌戏不太好，想换这个女主角，说你想换谁啊？他说我想换小黎英，他不说我名字，她很用功，这样就找我。我在话剧团排练呢，他找我们的领导，说王晓棠救场如救火，第二天就走了。
当时用的德国的胶片，是相当不容易的。我看了剧本，导演说怎么样，我说挺感动的。大家都在那儿说笑。结果突然间，他说王晓棠你表演一个玛诺里边的基本情绪，就是非常愁苦的情绪，因为她的丈夫过了禁河道国民党那边去的。我说我一点儿没有思想准备。没关系，随便演演。就在这一分钟之内，我静下来了。
导演说开始，我的泪唰就下来了。后来他说王晓棠的眼泪就像自来水龙头一样，他这么说我，我确实是很有热情的。我始终心里很感谢他。
朱军：您说实际上是您工作中这种认真和严谨的态度和状态吸引了导演对你的注目，以致在事业上给你带来了很大转机。你演的角色当中很多都是善良的人，但有一个，那个女特务演的您演的确实是入木三分，您是怎么体验的？
王晓棠：就那个阿兰，阿兰其实不是女主角，就根本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我自己应该演这个角色，应该成为一个性格的演员，我就接了。最难的开始一点就是学伦巴舞，因为没见过。后来就叫我们一个老录音师来教，他的舞跳的特别棒，我到房顶上练跳舞，很容易摔下来，太危险了。慢慢沉下心来，学会了。等到第三天的时候就出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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