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4月23日，在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的办公楼里，几十名编导人员围着6名记者说个不停，一些多情的记者对着其中唯一的女性朱凌千叮咛、万嘱咐：“路上千万要小心！”“有什么事一定给我们打电话！”搞得朱凌眼睛都有些湿润了。那出发的5位男记者倒是非常绅士地向大家保证：“放心吧！我们会保护她的！”这6名记者要到哪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场面？原来，为制作大型专题片《聚焦金三角》，《今日说法》栏目派出6名记者，兵分三路，将深入缅甸、老挝以及中国的云南、湖南、广东等地进行实地采访。考虑到题材的特殊性和当地环境的复杂性，栏目组专门为这6名记者举行了一个隆重而热烈的送别仪式，为他们壮行！
他们能否适应那里炎热的气候？又会同什么样的人打交道？采访是否顺利？他们走后，栏目组的全体同仁无时不刻地关注着他们的行踪，期盼着他们的消息。
朱凌：这次采访最大的收获就是经历了一场生命极限的考验！
一个星期后，我们终于接到了女记者朱凌打来的电话。不等我们问话，电话那头就传来了我们熟悉的笑声：“我一切都好，就是好几天都没有洗澡了！这里的气温高达40摄氏度，每天都可以免费蒸桑拿，哈哈哈……”得知朱凌一切平安，我们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了下来。
朱凌告诉我们，这次她和摄像记者代诗丹的主要任务是深入缅甸的相关地区收集第一手资料。朱凌说，走出边境线之前，她对金三角做了种种想像，可当来到地处泰缅边境的大其力时，她竟一时说不出话来。大其力是金三角最中心地带的一座缅甸城市，她实在没想到，这座城市是那样的祥和宁静，如果不是金三角牌楼的提醒，她很难将这座城市与毒品中转站联系在一起。站在湄公河缅甸大其力一侧，能看到泰国和老挝，她无法想像这个看似风平浪静的三角地带曾经掀起世界毒潮。
为做好这期节目，出发之前，朱凌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也对采访中将会遇到的困难做了充分的准备，并拿出几套应对方案。但当她走进金三角、走进罂栗田或交易市场时，被访者的坦诚和积极配合让她始料不及，她实在没想到，这里的人谈起罂栗、毒品竟是这样的平和自然，似乎在讲述自己家里的一些生活小事。一时间，她脑子里一片空白，竟然不知道该采访些什么。
几天又过去了，朱凌一行似乎在人间蒸发掉了一样，始终与她联系不上。正在大家为她着急的时候，5月10日，我们又接到了她的电话。从电话里能听得出来，声音少了几分清脆，多了几分深沉。一问才知，她刚刚大病了一场，差点回不来了。
原来，这十多天内，在云南公安厅禁毒委的工作人员谭顺炜、缅甸掸邦第二特区的一位军人和一名司机的陪同下，他们一行5人每天早上6点起床，冒着40摄氏度的酷暑，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颠簸五、六个小时之后，才能到达拍摄地点。几天下来，最初的兴奋和激动开始被无名的燥热和寂寞所取代。且不说与4条壮汉在一起，生活上有诸多的不便，缅甸高温的天气和天天的长途跋涉也让她难以支撑。终于有一天，她感到四肢无力、头晕眼花，她告诉摄像小代：“我实在不行了！”看着满脸“东南亚”肤色的朱凌，小代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他这位壮小伙也快支撑不住了。由于缅甸的医疗条件有限，加上心里多少有些担心，朱凌和小代都没敢在当地就诊，硬是拖着病身体，坚持完成了采访任务。回到境内的凌晨时分，朱凌和小代即被送往医院急救。医生说，他们是严重中暑，再拖下去，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考虑到还有许多素材没有拍摄到，朱凌与摄像小代只休息了两天，就又开始了艰苦的行程。可令他们没想到的事又发生了：在赶往缅甸果敢的路途中，他们所乘坐的汽车突然出了故障，司机同志汗流浃背地捣鼓了半天，汽车就是发动不起来。眼看着天色渐渐黑下来，望望四周，平时挺勇敢的朱凌这时真地有些害怕了，因为除了她和4个壮汉，四周空旷无人，而且身处大山里，手机没有任何信号，根本无法与外界联系，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看着寂寞的森林、寂寞的山路、寂寞的汽车，她感到了绝望和无助。这时，随行的缅甸掸邦第二特区的那位军人从包里拿出了一个塑料袋，里面竟是午饭剩下的几块牛肉，饿得前胸贴后背的几个人高呼“万岁”。他们迅速找来几根树枝，做成几双筷子，5个人三下五除二就将牛肉一扫而光。这时，只见那位军人又找来一些干树枝，点燃了一堆火，他说这样可以对付毒蛇和蚊虫的侵袭。5个人围坐在篝火旁，面面相觑，谁也不想多说一句话。就这样，他们一直等到凌晨4点钟，突然听到了汽车声，待汽车靠近后，他们惊喜地发现，这居然是一辆军车！5个人一阵狂叫。用朱凌的话说，这真像是天上派来的救兵！于是，他们5人抛下旧车，搭乘这辆军车返回了住地。
回到北京后，朱凌深有感触地说：“这次采访最大的收获就是经历了一场生命极限的考验！金三角之行让我终身难忘。”
王宝卿：这次采访对自己来说，真是一次智能大考验。
王宝卿，是《今日说法》的一名年轻记者，不善辞令，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很像一位白面书生。如果说，这次金三角之行，朱凌、闫格等人经受了许多体能上的考验，王宝卿这次则接受的是智能上的考验，因为他的主要任务就是采访一些相关官员、专家以及贩毒者和吸毒者。他能否拿到第一手材料？能否采访到独家的内容？与众所周知的大毒枭谭晓林、大毒贩王祖光面对面，他是否会紧张？大家多少对他有些担心。
为了更好地完成自己的采访任务，他和摄像记者c先是对当地的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做了一番实地调查。他发现，臭名昭著的毒品王国金三角并没有传说中的恐怖、神秘，这里民风淳朴，缅甸的掸、佤、果敢、克钦等民族在这里生息，泰国的僳傈、拉祜、瑶族以及老挝的老族、苗族等民族也在这里繁衍。但是，自从1852年，在英殖民者的说服和影响下，山民们在金三角播种下第一粒罂粟种子之后，罂粟便在这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同时，在这片土地上，也滋生了大大小小的毒枭。不同时代的不同毒枭从山民那里以极低的价格购买鸦片，把鸦片制成海洛因，向全世界倾销，赚取巨额利润。谭晓林就是至今中国警方抓获的最大的一个毒枭。
谭晓林，四川乐至人。1993年非法出境到缅甸金三角地区，1995年开始职业贩毒生涯。他在缅甸木姐、勐古等地纠集一批境内外贩毒分子，运用现代化的交通、通讯、金融条件，采用密语联络、互相监视、分段运输、单线联系等狡诈手段，从缅北向我国境内和海外大肆走私贩毒。他们内部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层层负责，在较短时间内，就形成了一个横跨境内外，收购、运输、贩卖、洗钱一条龙，规模庞大的职业化走私贩毒集团。2001年4月20日，缅甸警方在木姐成功抓捕了大毒枭谭晓林，并于23日将其移交云南省警方。
采访谭晓林之前，王宝卿调阅了大量有关谭晓林的资料和对他的相关报道，也列出了一份详细而充分的采访题纲。可当他来到云南的一个看守所，看到谭晓林一瘸一拐地从远处向他走来时，王宝卿还是有些吃惊——谭晓林的个头比想像中的还要低。谭晓林走到王宝卿面前，还主动跟王宝卿握了握手。在摄像记者郭振宇调试机器的工夫，看守所的工作人员给了谭晓林一支烟。这时候，王宝卿又仔细观察了一下谭晓林，他发现，这位“著名”的大毒枭并不是人们想像中的黑社会老大的模样。谭晓林虽然个头不高，但五官端正，身穿一件名牌茄克衫，看上去，整个人非常整洁、精神；如果走在大街上，王宝卿说肯定会把他当作一名精明的商人。听到摄像记者郭振宇说：“采访可以开始了。”谭晓林迅速掐灭了手中的烟，之后，又顺手将半截烟头揣进了裤兜里，这一细节深深印在了王宝卿的脑海里。王宝卿说，他无法将眼前这样一个人与做一次生意中就能赚取上百万的大毒枭联系在一起。与谭晓林的交谈非常顺利，王宝卿向他问了一百多个问题，谭晓林都一一做了回答，而且，谭晓林回答问题时目光平静而从容，思维敏捷而清晰。可就是这样一个人，竟用了五、六年的时间非法贩毒，从中赚取了上亿元人民币。
说实话，王宝卿真替谭晓林感到惋惜，如果谭晓林从事一个正当的生意，也许同样能做得很大。但是，他却做出了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错误选择，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也许正像谭晓林本人说得那样：“毒品这东西是一个魔，一旦沾上，永远都别想摆脱掉，最后的结果都比较惨，不是被警方抓了，就是被同伙杀了。” 与采访谭晓林截然相反的是，采访大毒贩王祖光时，王宝卿感到了相当大的难度，因为王祖光面对摄像镜头，态度相当强硬，什么也不愿说。
王祖光，香港人，是“3·30”特大国际贩毒案的主犯之一。多年来，王祖光与派蓬（泰国人）、胡育光（香港人）等人勾结在一起，苦心经营国际贩毒网络，曾先后向我国境内贩运海洛因1300多千克。仅去年10月以来，他们就曾秘密策划，先后两次将价值570万港币的大宗毒品，途经我国销往境外。这个贩毒网络不仅资金雄厚、网络发达，而且组织严密、手段狡猾隐蔽。今年１月，云南省思茅地区公安局获悉：以派蓬、邵思国等大毒枭为首的国际贩毒团伙，准备利用木材掏空的办法藏匿毒品，从缅甸经我国内地向香港贩运海洛因，王祖光是这次贩毒活动中的主要策划组织者之一。4月5日至10日，由公安部统一指挥协调，中国内地与香港警方、海关通力合作，并在泰国、缅甸警方和美国缉毒署的配合下，成功抓获王祖光、胡育光、派蓬等犯罪嫌疑人，先后在广东深圳和云南思茅等地缴获藏匿在木材中准备运往香港的海洛因356.95公斤。
面对王祖光这样的大毒贩，王宝卿没有丝毫退却，他列举了王祖光的大量贩毒证据之后，步步紧逼，频繁发问。最终，在王宝卿咄咄逼人的攻势下，王祖光还是老老实实地回答了王宝卿的问题。
回到北京后，王宝卿深有感触地对我说：“每天面对不同类型、不同性格的采访对象，每天都有不同的感受。与谭晓林这样的人接触时，心里还真有些惋惜之情，但面对一张张扭曲而痛苦的吸毒者的面孔时，又觉得那些贩毒者是多么可恨可恶；当与禁毒官员与专家交谈时，又感觉目前我国禁毒形势的严峻和紧迫，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贩毒手段越来越高明，组织越来越严密，分工越来越明确，给禁毒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这次采访对自己来说，真是一次智能大考验。”
闫格：能否把被访者说的话原原本本告诉我？
闫格和摄像记者李兵的主要任务是到老挝的南塔省了解那里的替代种植情况。当地的翻译告诉他们，老挝的南塔省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地区，由于长期的交通不便和闭塞，罂粟是山民们的主要经济作物。一般情况下，这里的山民在夏、秋季种植旱稻或苞谷，但是这些只够半年的口粮；所以他们在冬季种植罂粟，用罂粟果浆制成鸦片，然后用鸦片去换取粮食、盐巴和其它日用品。很长一段时间里，鸦片是缺衣少药的山民治疗痢疾和其他疾病的良药。对于他们来说，鸦片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这里的山民们年复一年地播种、收割罂粟。但是罂栗、鸦片带给他们的却是清贫如洗的生活和连年的战乱之苦。在这里，记者闫格和李兵看到，山民除了几间茅草屋，家里几乎什么都没有。看见李兵扛着摄像机，山民们没有任何反应，因为他们根本不知电视是何物。
由于当地每天只有晚上8点到11点供电，无法保证拍摄设备的正常运转，闫格一行只好每天头顶烈日，奔波四、五个小时返回境内的住处，为机器充上电后，第二天继续赶到老挝的拍摄地点。由于语言上存在障碍，他们就请了一个随身翻译。可没想到，到了老挝当地后，当地的土话连这位翻译也听不懂，他们只好在当地再找一位翻译。每次采访，都是闫格发问之后，由他们的随身翻译转给当地的翻译，再由当地的翻译转给被访者；被访者的回答也是经过两道翻译，才能转给闫格。几个回合下来，闫格觉得有些不对劲，因为被访者说了一长串的话，可翻译告诉他的只有一两句。闫格很认真对两位翻译说：“能否把被访者说的话原原本本告诉我？”可两位翻译说：“他们没说什么，话就是这些。”不知事实就是这样，还是翻译不愿说，总之，闫格的采访进行地非常不顺利。被访者叽里咕噜地在说，闫格是一句话也听不懂，急得他干着急没办法，几次都差点和两位翻译闹翻了脸。
近一个月的采访，《今日说法》6名记者行程两万多公里，足迹遍及境内外二十多个地方，这在他们的记者生涯中，也许是永生难忘的。但他们几位一再告诉我，千万不要把他们当回事儿，因为没有国家禁毒委、公安部和云南公安局的大力支持和协调配合，他们是完不成这次任务的。相信他们的辛苦没有白费！
由《今日说法》栏目供稿 作者 顾建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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