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固战果，天上过年
中国恢复席位以后，亚足联秘书长高有德（马来西亚人）给国际足联写信，说亚足联取消台湾的会籍不合法。国际足联也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当时亚足联内部比较团结，特别是伊朗和科威特的会长，坚决顶住国际足联的压力，坚持保留中国的席位。
霍震霆说：“当时国际足联经常召集亚足联的人开会，要求亚足联更改德黑兰会议的决定。而亚足联也经常开会，研究对策。那一段时间，会议特别多。记得有一年的大年初一，我跟父亲一起飞到德黑兰去开会。几个小时的会一开完，我们马上往香港返，因为过节在香港也还有很多事情。恰巧飞回香港的飞机，正是送我们来的那一架。飞机上的小姐说：‘咦，你们不是刚刚下飞机，怎么又回来了？’”
面对团结而且强硬的亚足联，国际足联一时也无计可施。
重返国际足联 揭开历史新篇
阿维兰热在竞选国际足联主席之前就是霍英东的好朋友。对于恢复中国席位的问题，他一贯采取支持的态度。他保证一旦当上国际足联主席，一定妥善解决中国的会籍问题。
霍英东多次邀请阿维兰热访问中国，无数次地探讨、磋商，试图为中国恢复会籍的难题找到解决方案。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１６日，国际足联在瑞士苏黎世召开执委会。会上阿维兰热提出了让台湾地区以“中国台北”的名义留下来的方案，获得通过，台湾地区也表示接受。当日国际合众社发自伦敦的消息称，中国恢复国际足联席位，台湾地区以中国台北的名义继续留在国际足联，这个解决方案是一个重大突破。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说，国际奥委会也将采用同样的模式解决台湾地区会籍的问题。如果用多米诺骨牌来形容中国返回国际体育组织的进程的话，国际足联的决议，是被巨手推倒的第一块有份量的，足以引起雪崩式反应的牌。中国从此全面返回国际体育社会。
“中国台北”方案的来源
让台湾地区以中国台北的名义参与国际体育事务，是打破僵局的关键。国际足联和国际奥委会都在自己的文件里宣称自己是中国台北概念的最早发明者。有些历史资料则说霍英东首先提出了中国台北方案。而霍震霆则说，国际自行车联合会是最早用中国台北模式处理两岸会籍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原则，到底是谁先提出来的呢？
１９７７年９月和１９７８年４月，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和副主席萨马兰奇先后访问中国。１９７９年６月２９日，国际奥委会在波多黎各举行执委会，建议承认中国奥委会，台湾地区奥委会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机构留在国际奥委会内。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２６日，经国际奥委会全体成员通讯表决，以６２票赞成、１７票反对、２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中国代表的决议。决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名称是“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歌；设在台北的奥委会的名称是“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不能使用它目前使用的“国旗”、“国歌”和“会徵”。至此，中国又回到了国际奥委会的大家庭。不过，虽然国际奥委会先国际足联一步提出了采用“中国台北”这个名称解决台湾地区会籍的构想，却没有形成决议。等到国际奥委会在１１月２６日形成决议的时候，国际足联反而先一步实际使用“中国台北”模式，妥善解决了两岸的会籍问题。
其实，在国际足联和国际奥委会之前，已经有一个国际体育组织，按照“中国台北”的模式处理过两岸会籍的问题。这个体育组织就是国际自行车联盟。霍震霆说，国际自行车联盟在荷兰开会讨论中国的会籍问题，当时他是香港自行车协会的秘书长。在会上，他说：“如果台湾坚持使用前政权的标志，比如，‘国旗’、‘国徽’和‘国名’，台湾运动员在世界各地都将丧失比赛的资格和机会。如果台湾当局真的是为了台湾的年轻人，为了台湾体育事业的发展着想，就应该接受‘中国台北’的提法。”霍震霆发言以后，国际自行车联盟开始投票。投票的结果是支持这一提案的票数，比反对的票数刚刚多出一票。这是国际体育组织第一次使用“中国台北”的模式解决台湾问题，并且获得投票通过。它为以后国际足联、国际奥委会等重要国际体育组织解决中国和中国台北会籍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模式。
当年另外一位当事人、当时任中国自行车协会秘书长的魏纪中也印证了这一作法：“中国代表入场的时候，全场热烈鼓掌欢迎。”至于为什么后来大家都说国际足联首先提出“中国台北”的概念，为解决中国和台湾会籍的问题树立了样板，魏纪中说：“当时虽然国际自行车联盟接受了‘中国台北’的提法，但是台湾地区并不接受，他们宣布退出国际自行车联盟，实际也那样做了。那是１９７９年的８月２９－３０日的事。后来国际足联在１０月份开会，也采用‘中国台北’的模式解决台湾问题，台湾地区没有退出，而是接受了这个提法。国际足联在世界体育界的分量非常重，在世界上引起很大震动，各个国际体育组织，纷纷准备效法跟进。”“为了打破僵局，无数人想过无数的方案，‘中国台北’模式是方案之一，它同其它方案一起在国际奥委会等国际体育组织内部流传。再追寻是什么人提出了‘中国台北’方案，已经没有丝毫意义了。应该说，它是无数人，经过无数次沟通和无数次反复，而产生的智慧的结晶。”（新华社记者 曲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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