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出师不利
霍震霆说，１９７４年６月１１日国际足联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代表大会，阿维兰热当选国际足联主席。当时他跟当任主席英国的斯坦利·劳斯勋爵竞争。霍英东以香港足球总会会长和国际足联执委的身份参加法兰克福会议。他在跟劳斯交换意见的时候，再次提出取消台湾地区会籍的问题。劳斯以前一直都不同意以把台湾地区赶出去为前提条件来恢复中国的席位。但是为了换取亚洲足联的支持，他也作了让步。同意把中国问题提交大会讨论，而且再退一步，给了霍英东一个许诺，即只要有简单多数的委员支持霍英东的提案，就可以恢复中国的席位。这个让步应该是不小了，因为当时国际足联的章程本来要求四分之三多数通过，才可以接纳新会员。可惜的是，即使是这样一个简单多数，当时也没有拿到。
３次四分之三
在法兰克福的失败，使霍英东感到恢复中国席位的工作，比想像的要艰苦得多，道路要漫长得多。他决定从基础比较好的亚洲先取得突破。１９７３年，亚奥理事会在泰国首都曼谷开会，研究次年９月在伊朗德黑兰举行的第七届亚运会的问题。东道主伊朗认为，没有中国参加，不能算是真正的亚运会。这一主张得到了亚洲多数会员的支持，于是亚奥理事会向尚不是亚奥理事会成员的中国发出邀请，中国后来同意参加。
亚运会横跨９月和１０月。９月１４日，亚足联开会讨论中国恢复会籍的问题。时任亚足联主席是马来西亚前总理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他的基本态度是亲台湾的。以香港足球总会会长的身份出席会议的霍英东和霍震霆提前一天赶到，第二天一大早便找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谈，希望他同意讨论中国加入亚足联的事情。对方反应冷谈，说根据章程，任何提案要提前６０天提交亚足联秘书处，才能在大会上进行讨论。霍英东虽然心有不甘，但一时也找不到打破僵局的办法。
事情出现转机，是从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的午睡习惯开始的——霍震霆说，利用这个时间，我们再次认真研究了亚足联章程，其中有一条是这样写的：“若有３/４以上的与会者提出议程以外的问题，则可以把这个问题视为紧急事项，作为临时动议，列入大会议程。”霍英东马上找伊朗和科威特的代表商量，决定在下午复会以后，以临时动议的形式，再次提出恢复中国会籍的问题。
一觉醒来的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虽然反对，但是在多名委员的坚持下，不得不作出让步，勉强同意投票表决。在投票前一刻，细心的霍震霆突然发现会场里有一个来自台湾的人，并找到伊朗代表将此人请出了会场。
投票表面上井然有序地进行，而实际上霍英东能够听到狂风骤雨，电闪雷鸣。要得到四分之三的票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３５票的四分之三是２６·２５票，因为不可能有０·２５票，实际上要超过四分之三需要２７票。投票的结果是２８票赞成，仅仅多出一票。
还没来得及高兴，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又提出新的问题：按照亚足联章程，只有国际足联成员才有资格加入亚洲足联。已经熟知了亚足联章程的霍英东据理力争：亚足联章程同时也说，只要有四分之三会员同意，章程是可以修改的。他同几个代表一起提出将有关条款改为：亚洲足联不限于吸收国际足联成员，凡曾被批准参与亚运会足球比赛者都可以被吸纳为会员。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同意表决，但是这次不再采用无记名投票，而是采用举手表决。结果是仍然有四分之三的代表举起了手，再次惊险过关。
两个让人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的四分之三，仅仅还是外围战。真正决定中国恢复席位的决战还在后面。因为中国坚持要首先取消台湾地区的席位，中国才肯加入。大会进入第三次投票，委员们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是否同意取消台湾地区的会籍。当时不少代表都欢迎中国加入，但是对于把台湾地区的席位取消，则持有保留态度。投票的结果，还是有刚好超过四分之三的人举手赞成。霍英东将事先填好的中国足协申请加入亚足联的表格及时交上，其它的问题就只是手续上的了。
霍震霆说：“表决通过以后，我赶忙出来找何振梁，当他进入会场的时候，代表们给予了热烈的掌声。”在伊朗亚运会期间，以及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参与发起成立亚洲水上运动（游泳、跳水、水球）联合会和亚洲手球联合会，并在足球、羽毛球、体操、举重、摔跤、自行车、射击、田径教练８个亚洲单项体育组织中取代了台湾地区的位置。亚洲击剑联合会也接纳中国为其会员。在乒乓球、击剑、举重、体操、田径教练、射击５个组织中，来自中国的代表还担任了领导职务。所有这一切，都是霍英东和霍震霆等人协同中国的体育部门亲力亲为的结果。（新华社记者 曲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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