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血案”源自农村选举制度的疏漏

    当信访、诉讼等救济渠道因公权力机关的责任缺失而变窄甚至关闭，打开的或许就是暴力的歧路。要祛除村级民主实践中的暴力、贿选等阴影，归根到底需要改进现有的法律制度。

    据《瞭望》周刊报道，辽宁省北镇市赵营子村村民李东辉虽当选村委会主任，却因被同村的表姐夫叶春祥举报曾有“贿选”行为，始终无法任职，一怒之下他杀害了叶春祥一家5口，近期被法院一审判决死刑。类似的农村选举血案，近年来已非孤例。这不免令人追问，农村的“草根民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据相关报道披露，李东辉因对“贿选”指控不服，曾多次找有关部门反映，但当地有关部门竟然在15个月内没有以正式文件下定论，只有个别领导的个人意见，甚至要求李东辉“自己去摆平”。无疑，这种“和稀泥”式的处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矛盾。

    村民自治固然是权力的下放，但这并不意味着公权力机关对于村级民主可以推卸应尽的责任。村级选举等所引发的冲突，须由政府、司法机关等公权力机关所代表的法治力量加以调处或裁决。然而在现实中，鉴于农村利益冲突日趋复杂，不少基层政府和司法机关对于村级选举等纠纷的态度十分暖味，或推迟处理，或避而不管。当信访、诉讼等救济渠道因公权力机关的责任缺失而变窄甚至关闭，打开的或许就是暴力的歧路。

    北镇选举血案的又一个核心争议是，李东辉在选举前给表姐夫叶春祥送去的两瓶酒和一个菠萝，究竟是亲戚之间的正常往来还是“贿选”？事实上，由于相应法律法规对农村贿选现象仅有原则性规定，再加上中国农村特有的乡土文化背景，使得村级选举中的送礼等现象究竟是“贿选”还是正常的人情往来，往往难以认定，这也是“贿选”纠纷居高不下的一大根源。要解决这一难题，需要法律制度在观照农村社会现实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提供更明确、更合理的贿选认定标准。

    更深层的追问是，理应创造农村社会和谐的村民自治，在一些地方为何会蜕变为血腥的权力争夺？根本原因就在于，许多农村地区尽管已启动了民主选举这一源头机制，但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更为重要的后续民主机制却没有成功启动，陷入了“瘸腿民主”的困境。由于村委会甚至村主任大权独揽，村民自治异化成“村委会自治”甚至是“村主任独治”，这就难免让村官滋生腐败的冲动。一些腐败村官利用土地征用、集体资产处置等机会为已谋私的同时，又通过向“自己人”分肥进一步培植了“选举势力”，使农村选举陷入恶性循环。从本质而言，一些农村地区所出现的选举暴力，正是为了争夺村官背后所隐藏的强大而不受控制的权力和利益。

    要祛除村级民主实践中的暴力、贿选等阴影，说到底需要改进现有的法律制度。有消息称，施行十多年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修订工作已经启动，并已纳入本届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这值得期待。

    基于目前的村级民主现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修订，理当重点考量以下议题：如何完善村级选举的关键程序，并对贿选等破坏选举行为实行更有效的惩罚机制？如何进一步明确政府、司法等公权力机关对于村民自治的应尽责任，并为村民民主权利提供更有力便捷的救济机制？如何构建监督、分散村官权力的合理机制，堵塞村官专权、腐败的空间？如何在保障村民自由投票权的同时，全面激活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村级民主权力体系，使村级公共权力真正由全体村民共同支配和分享，等等。

    民主，离不开法治的保障。只有通过立法解决了上述制度性难题，村民自治才有可能摆脱暴力，真正还原其完整面貌和核心价值。（阿计 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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