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花园集团老总谢国胜“出事”了。这是今年以来，继李义超、孙树华之后“出事”的第三位河南“福布斯”富豪。
谢国胜倒在何处？坊间有不同的版本。一种说辞职，谢太过张扬，“惹人”太多；较多的议论是，谢盲目扩展业务，涉足领域太多，最终难以消化，轰然倒地。
持第一种说法的人明显出于对富豪的“偏见”。谢国胜身价过亿，但行事低调，圈内圈外，人缘不错。说他倒于业务扩展，也缺乏依据。对现代企业主业来说，是搞“多元化”(一业为主)，还是搞“同心圆”(多业兼营)，取决于多种因素(企业实力、企业家偏好、团队组合等)，都有不少成功的案例，孰优孰差，不可一概而论。
来自官方的消息是：谢国胜因涉嫌合同诈骗被公安机关刑拘。这是让人震惊和惋惜的。
“合同诈骗”是经济犯罪。在中国企业家的悲剧模式中，“涉嫌经济犯罪”的老总已不鲜见：戴国芳在走向“钢铁大王”的路上因偷逃税款1亿多元入狱；创造爱多奇迹的胡志标因涉嫌诈骗被捕；大午农牧集团孙大午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逮捕；前台湾博达科技董事长叶素菲涉嫌掏空公司资产被羁押；有“福州首富”之称的凯旋集团总裁陈凯涉嫌贩毒洗黑钱被捕。
他们为什么纷纷触犯法律，走上不归路？反思谢国胜等由“功臣”蜕变为“罪人”的教训，是有益的。
作为一个企业家，往往要承担众多的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始终面临着成功与失败、守法与违法甚至生存与淘汰的风险。始终要与市场竞争，与市场的竞争实质上是与人的竞争，在不规则的市场竞争中，企业家的风险成本很高。企业家运作的是市场，而市场的风险决定了企业家成功的风险度。同时他们还处在一个相对不成熟的环境之中，企业的运作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挫折甚至折磨，会有从雄心到无奈的心路历程。同样叱咤风云而后身陷囹圄的大牌企业家赵新先曾经坦言：“我确实有最痛苦的时候。企业家是在长期实践当中磨炼出来的，有很多压力、风险，能不能闯过去，如何来克服困难闯过去？这都是可能造成我痛苦的因素。但是，我最痛苦的时候不能跟你们说……”
问题在于，在最困难、最痛苦、最无奈的时候，甚至在走投无路的时刻，是坚守企业理念和道德底线，还是“违法突围”，进行政治赌博。
说实在的，谢国胜在向多个领域进军中时运有点“背”。花园集团在兼并郑州酒精厂、做焦作鑫安控股股东后，都遇到“环保政策限制”。造成生产受限，计划搁浅，不得不“实施异地搬迁建厂”等自救措施。可以想象，在“麻烦不断”、“问题成堆”面前，谢国胜承受的压力是巨大的。他试图“合法突围”，实施异地搬迁建厂。但由于“酒精厂部分职工反对搬迁”而流产。谢国胜不得不在“异地搬迁建厂”的同时对原厂址土地进行开发。
但是，谢国胜走的太远了。我们看到了另一个谢国胜———有违商业道德和诚信原则的谢国胜。谢国胜将酒精厂的95亩土地转让鑫苑置业，但在得到7200多万转让费后，“迟迟不办理土地使用权过户手续”。谢国胜没有守住从商的道德低线。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也是讲道德的经济。企业家道德行为更重要的表现是诚信。企业家应该自觉地遵守诚信原则，以完全诚信的理念来指导自己的经营活动。诚信是企业最大的无形资产，企业家的诚信是内在的全方位的诚信，企业家应信守契约，按承诺办事，远离各种欺诈。谢国胜没有做到这一点。
谢国胜的“谢幕”教训深刻。在商言商，商道即人道。企业家的道德水平越高，他们就不会因为经济利益的诱惑而违反承诺，他们就能够视企业的信誉如同自己的信誉，对企业信誉用心呵护。世界500强、中国的百年老店，哪个不走正路能够兴旺发达，长盛不衰？同仁堂的创始人乐凤鸣明确提出“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训条，成为历代同仁堂人的制药原则。改革开放以来，无数成功和失败的案例告诉我们：任何企业想要有长足的发展，都必须在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框架下遵纪守法、诚信经营，这是社会对每一个企业最基本的要求。
21世纪的企业是具有健全人格的企业，企业伦理是其立身之本，企业家的精神与形象是企业的一面镜子。而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又是企业家综合素质的反映。德国著名的伦理经济学家科斯洛夫斯基认为，企业家的道德行为可能存在的情况之一是：“存在于放弃中，通过放弃道德上有问题的机会和放弃不道德行为(违反规则的行为)来达到比有道德的竞争对手有利的竞争优势和有差别的利益。”如果谢国胜等能“放弃”偷逃税款、合同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所谓“有问题的机会”，“放弃不道德行为”，何以酿成一个个英雄变罪人的悲剧！？
名利如云烟，道德胸中悬。自律，是一个人的道德良心底线；坚守道德良心，考验的是一个人的情操和境界。谢国胜等的落马显示了其特有的命运规律，并警示我们：没有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何来自己的财富？不是靠诚信经营而是靠违法犯罪得来的一切都注定要随风而去。 □喻新安
(作者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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