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赵匡胤在夺取政权之后第三年（963年）9月，以唐朝牛、李党争造成许多后患为鉴，曾下诏书说：凡是及第的举人，严禁称主考官为恩师、老师，也不许自称为门生。宋朝最高统治者最害怕的，是大臣之间结合成派系或朋党，发展成皇权的一个离心力量。他们要把互相牵制的原则充分运用到官僚人际关系中。太祖之后，太宗、真宗及仁宗都在这方面表示了决绝的态度，决不让步。仁宗就曾多次下诏指示朝官“戒朋党”。所以，这实际上成了宋初以来一条家法，一道底线。
收到指控结党的小报告之后，仁宗想听听范仲淹的说法。庆历四年（1044年）4月的一天，仁宗向各位大臣问道：“过去小人多为朋党，君子难道也结党吗？”胸怀坦诚的范仲淹竟回答说：“我在边防的时候，见到能打仗、会打仗的人聚在一起，自称一党，怯懦的人也自为一党。在朝廷上，正、邪两党也是一样。陛下只要用心体察，就可以分辨忠奸。假如结党做好事，那对国家有什么害处呢？”仁宗对这个回答当然很不以为然。
未曾想，就在朝廷中朋党之争甚嚣尘上，范仲淹因此逐渐失去仁宗信任的情况下，37岁的欧阳修直抒胸臆，一不作、二不休，在4月份干脆写了一篇《朋党论》的政论呈交仁宗，并在朝官中传阅。
欧阳修的文章，对派别问题不但不稍加避忌，反而承认大伙的确都在结党。有小人以利益相交的“伪朋”，有君子以“同道”结成的“真朋”。欧阳修提出，做皇帝的，应当辨别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
这就等于向仁宗宣布，我们已经结成了一个朋党派系。这是向仁宗的家法和底线挑战。从北宋皇帝极深的避讳和忧虑来看，如此理直气壮地宣告结为朋党，对于庆历新政，等于自杀。
果然，此文一出，特殊利益集团弹冠相庆（他们是绝不承认自己结为朋党的），政治局势急转直下。此文成为庆历新政决定性的转折点。因为对于宋仁宗来说，这是一个极为敏感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再加上朝内外反对改革之声连成一片，仁宗为了维护皇帝的专权统治，下决心将“气锐不可折”的范仲淹逐出中央政府。
这一年6月，宋仁宗任命范仲淹为陕西、山西宣抚使（处理地方军政事务的高级官员），范仲淹被迫离开京师。朝廷中的反改革势力趁机猛攻范仲淹，仁宗全面动摇。
11月，仁宗下诏强调“至治之世，不为朋党”。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罢免了范仲淹参知政事职务，贬官到陕西彬县地区当一把手。罢免富弼枢密副使职务，贬官到山东郓城。罢免韩琦枢密副使职务，贬官到扬州。罢免积极支持改革的宰相杜衍的职务，贬官到山东兖州，理由是杜衍“支持朋党之风”。接着，又找理由将杜衍的女婿、支持新政的大文学家苏舜钦罢官，并永远削职为民。欧阳修则贬官到安徽滁州。
之后不久，新政大部分措施陆续停止执行，幸亏包拯等人还尽力为抑制“门荫”等措施说了一点好话，否定新政的步子才延缓了一点。庆历新政仅一年多就失败了。要等到二十几年之后王安石变法，庆历新政的部分建策才又以新的面目出现。
后来王夫之总结“庆历新政”得失，说仁宗性格上有毛病，耳根子太软，从善如流，从恶也如流。开始时对范仲淹的确很信任，但对改革阻力估计不足，遇到滔滔反对之声就缩回去了。首鼠两端，终致无所建树。在这一点上，仁宗不如他的孙子神宗，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王安石。
其实，还有重要的一条：如果改革触到了皇帝所守的底线，就会中道失败。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无愧地做到了。不过，在长期的传统社会中，这样的志士仁人，总笼罩着悲剧的色彩。
责编：徐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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