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彼得大刀阔斧的改革尽管卓有成效，但由于丝毫不考虑俄罗斯的特性，割裂了与国家传统的关系，最终给国家造成了伤害。
富国强兵是许多国家长期的追求，然而却需要正确的制度积累，否则将走上危险的岔路，或是国富民穷，或是掠夺别国，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
彼得全身心地奔跑在强国之路上，也希望所有人和他一样，事实上这是办不到的。
尽管他向往西方文明，学习西方科技，但本质上他却是一个奉行中世纪思维的改革家。彼得改革的主要领域是军事，国家财力大多用在了发展军事实力上，俄罗斯在巩固改革和取得胜利的同时，却奇怪地变成了一个一贫如洗的国家。俄国史学家安留科夫甚至认为，彼得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平庸的实干家，而不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改革家，“俄罗斯以国家的破产为代价，换取了跻身欧州列强之林的地位”。
当时，法国出现了开明的君主专制，英国出现了议会制，欧洲致力于建设资本主义的崭新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开始得到尊重。但彼得却背道而驰，对先进的政治体制根本不感兴趣，他要的是至高无上的权威。
与彼得粗犷，甚至凶残无情的性格相比，康熙的性格却是刚柔相济、经书礼仪、雍容大方。他全面实施儒家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真正实现了儒家的“大一统”理念，使中国不再有内外之分、华夷之别；他牢固树立“民为邦本”的信念，与民休养，改善民生；他提出“持盈保泰”的思想，想防止盛极而衰，满而不溢。作为指导国家的政治方针这并不错误，但发展到后来却陷入保守落后、不思进取的误区，无法解决封建社会的固有矛盾。
中国落后于西方，康熙固然要负一定责任，但当时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通道尚未打开，条件尚未成熟。当时地域广大，民族众多，再加上传统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严重阻碍了近代因素的成长。这是长期历史积累的原因，是任何英雄豪杰都没有回天之力来扭转的大趋势。
纵观历史，将国家发展的希望寄托在某一个“明君”身上，而不是形成制度作保障，这是最危险的事情。国家的发展取决于君主意志，一旦君昏臣庸，或“明君”出现重大失误，国家命运就将出现危机。
今天，我们面对的是综合国力激烈竞争的国际环境，重新审视康熙和彼得两个人物曾为国家发展制定的方向，会更清醒我们将要走一条怎样的路。
责编：许桂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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