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收藏家,自古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近看到北京有人开始着力收藏齐白石和他的女弟子的作品,颇让人感觉惊喜。这种带有系统性的收藏,明显是一个进步的信号,说明大陆收藏界从以前盲目投资的赚钱理念,逐渐进入了针对文化层面的收藏征途。
但是,照我看来,即使齐白石和他的女弟子生活的年代距离我们很近,存世的作品也很多,而且,以单幅的市场价格计算,除了齐白石作品的价格高昂外,他的女弟子中,只有郭秀仪女士的作品超过了10万,其他人的作品也只有二三万到数千元之间。可是,要想把齐白石和他的女弟子的作品作为一个体系来收藏,也非一蹴而就之事。因为我们按照一个真正收藏家的标尺来要求,其标准有三:一是要求他有一定的收藏数量;二是要求他的收藏品具有一定的质量;三是他的收藏品要自成体系,并加以研究。现在,我就齐白石的女弟子情况做一简单的介绍。
齐白石(1863-1957)是我国近现代的一代宗师,治艺立论之外,栽培后学也是其人生的灿烂亮点,人称他的“弟子三千”,只是一种尊崇的说法。他的男弟子中以李苦禅、李可染为翘楚,后来都成长为大师级的中国艺术家;他的女弟子似乎更多,而且这些女弟子都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她们在当时都是社会名媛。据目前所掌握资料,她们是孙诵昭(1878-1968)、刘淑度(1899-1985)、胡絜青(1905-2001)、杨秀珍(1907-2008)、郭秀仪(1911-2006)、吴瑞臻(1915-2003)、郁风(1916-2007)、新凤霞(1927-1998)等人。
在齐门弟子中,年龄最大的,要首推孙诵昭女士。孙诵昭出生在无锡大户人家,她的祖父是清朝津浦路二品总督。孙诵昭自幼随父亲学习书法、国画,同时也经常得到母亲的教诲,因此她少年时期便在国学、书画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29年拜齐白石为师学画。1952年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是国家的一种荣誉性待遇,而孙诵昭被聘为馆员的时候,她的老师齐白石先生仍还健在,这就足以说明孙诵昭女士在齐门弟子中的社会地位。
刘淑度是1927年春末正式拜齐白石为师的。她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篆刻方面。齐白石曾赞赏她为:“门人刘淑度之刻印,初学汉法,常以印拓呈余,篆法刀工无女儿气,取古人之长,舍师法之短,殊闺阁特殊了。”刘淑度曾为鲁迅治过两枚印章,一枚白文“鲁迅”,一枚朱文“旅隼”,鲁迅十分喜爱,经常使用。她的许多篆刻作品现在已经被国家收藏。
胡絜青是著名作家老舍夫人。她是于1939年通过杨秀珍的引见在北平结识齐白石先生的。她稳重大方的言谈举止使白石老人对她的第一印象极好,老人当即请她为自己的两位儿子物色补习诗词的女教师。在以后的交往中,由于她的聪慧与能力,使得白石老人对她十分欣赏,很多家事也不避讳于她。新中国成立后,郭秀仪女士在老舍先生家中看到白石老人的丹青妙笔后颇为倾心,便相约与胡絜青一同于1951年正式拜师齐白石,二人遂成为白石老人晚年所收的两位正式女弟子。拜师后,她俩每星期都要一同前往齐家学画,从此追随齐师杖履、侍奉笔砚达6年之久。她当年创作的巨幅工笔画《姹紫嫣红》,被作为国礼赠送给越南的胡志明主席。1958年胡絜青进入北京画院,成为了一名专业画家。
杨秀珍是西北大学校长靳极苍先生的夫人,杨秀珍193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齐白石为该校主要教授之一,对杨秀珍十分赏识。1937年8月,在杨秀珍即将毕业时,即正式将她收为入室弟子。1957年,靳极苍先生被打成“右派”,厄运从此开始,她被迫草草办理退休手续。其后“文革”接踵而来,她又随老伴被下放阳曲县。直到1980年,靳先生平反重返山西大学,她才又拿起久违的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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