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豪”最反感邻居喧闹 看鲁迅的左邻右舍

　　邻居是每个人生存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自古以来就讲究“居必择地，行必依贤”。《左传·昭公三年》中有一名言：“非宅是卜，惟邻是卜。”“卜”在此处，是选择之意，说的是不必选择好的住处，而要选择好的邻居。所以又有“千金买邻，八百置舍”的古训，强调择邻重于买宅。但在实际生活当中，人往往没有择邻的主动权，有时会遇上善邻，有时又会遇上恶邻，从而引发出各不相同的人生故事。鲁迅的经历就是如此。

　　作为一位“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作家，鲁迅有潜心工作——特别是夜间写作的习惯，他最为反感的是来自邻居的喧闹。不巧的是，他碰上的这类邻居偏偏不少。比如1906年鲁迅留日期间，曾一度住在东京本乡区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这是一家日本人开设的公寓，同寓有不少中国房客，素质不高，常白痴似地大声谈笑，迫使鲁迅移居别处。鲁迅1912年5月初来北京时，居住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内的藤花馆。这里的居住环境十分恶劣：床板缝里臭虫成群，邻居经常半夜喧哗，有时甚至聚众赌博。鲁迅当年9月18日日记写道：“夜邻室有闽客大哗。”20日日记写道：“邻室又来闽客，至夜半犹大嗥如野犬，出而叱之，少戢。”1914年1月31日日记又写道：“夜邻室王某处忽来一人，高谈大呼，至鸡鸣不止，为之辗转不得眠，眠亦屡醒……人类差等之异，盖亦甚矣。”他对喧闹扰邻的切齿痛恨之情真是溢于言表，力透纸背。

　　1926年9月，鲁迅只身去厦门大学任教，先暂住在国学院三楼，同楼还住了一些未带家眷的教员。他们不但浅薄，言语无味，而且“夜间还唱留声机，什么梅兰芳之类”(1926年9月20日致许广平)，更引起鲁迅对他们的反感。1927年1月，鲁迅任教于广州中山大学，先被校方“优待”住在“大钟楼”——该校最中央而最高的处所，据说非主任级别的人不能入住。但夜间与几十只大而聪明的老鼠为邻，清晨又被工友所唱的听不懂的歌声吵醒，鲁迅觉得这种“优待室”其实并非宜居处所，因为它根本不能让人安睡。同年3月29日移居广州白云路白云楼26号二楼，这里虽然远望青山，前临小港，较为清幽，但鲁迅另有一个突出感受，就是邻里之间精神不能相通。《而已集·小杂感》中有一段凝练而深刻的描写：“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隔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观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