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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民权县高级中学“放假事件”的调查与思考

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7年01月19日 10:13 来源:

  来源:浙江在线

  一个国贫县为何热衷争创示范高中——对河南省民权县高级中学“放假事件”的调查与思考

  2007年1月10日,河南一家媒体刊登了该省民权县高级中学为了迎接省级示范性高中验收而将近4000名学生放假两天引起部分家长不满的新闻,经过全国多家网站、报纸的转载,一时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

  既然是上级主管单位的工作验收,学校为什么要给学生放假?群众为什么对于这样的问题如此关心?带着诸多疑问,记者日前深入到民权县、商丘市,对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行了采访调查,一些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社会深层次问题逐渐清晰起来。在记者对于民权县高级中学的做法表示某种程度理解的同时,另一种忧虑却始终像重锤一般击打着记者的心弦。

  “限额招生”成了一纸空文

  据媒体报道,2007年1月7日、8日两天,按照民权县高级中学的原定计划,该校高一、高二两个年级放假两天,原因是元旦没有放假,这次补回孩子们的两天休息时间,而高三年级因为面临一年一度的高考冲刺,则继续留校上课。而正是在1月8日这一天,河南省示范性高中评估专家组将要赴该校进行验收。据媒体分析,该校每班超过90人,放假是为了应付验收,使每班学生人数达到规定的额度。

  学生放假和专家组验收,说是毫无关系的“巧合”,现在看来是有些牵强的。但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优质学校班额大的问题似乎并不仅仅是民权县、商丘市或者河南省的一个特例,这在我国的许多地方都不鲜见。

  通过了一系列的调查和走访之后,记者深切地感受到,对于民权县高级中学为什么要在1月7、8日两天对高一、高二两个年级放假的真正原因,已经没有深挖细揭的必要。并且据民权县教育局的负责同志讲,撰写此文的媒体记者已经和学校达成了彼此谅解,承认在没有和校长联系上,文章没有经过当事人的核实便匆匆发表,确实有些不妥。双方已对此事达成了谅解。

  令记者深为不安的是,通过对一些优质学校校长的访谈,记者得到了这么一个结论:在人口密集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优质学校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要受到班级严重超员问题的困扰。而教育主管部门三令五申颁布的限额招生的通知,几乎成了无法操作的一纸空文。

  “不仅是每个县的第一高中、或者是实验中学,凡是冠以‘第一’字样的市、县两级的学校,很难把人数控制在45人或50人以内。”一位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老校长摇着头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举全县之力”乃迫不得已

  张玉河,民权县教育局局长,一位成熟稳健的中年干部。在谈到民权县高级中学为高一、高二年级放假这件事时,他的话语像打开了泄洪闸门一般地滔滔不绝。

  以下是张玉河局长的综合观点:在我们民权这个拥有84万人口的国家级贫困县,每年要毕业1.2万名左右的初中学生。根据上级有关调整高中布局的指示和我们县的具体情况,民权现有两所公办高中和一所民办高中,按照公办高中54个班的办学规模,每年各招18个班的学生,加上民办学校的招生,每年只能解决2000多名学生上高中的问题,加上职专、职高的录取,也解决不了一半学生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问题。而这样的速度、规模显然不能满足群众的需求,也不符合省、市政府关于高中阶段教育发展的规划。

  如何尽最大努力来满足人民群众对于高中阶段优质教育的需求?从县委、县政府到教育局和高中领导,可以说是众口一词地赞成和支持扩大高中规模。

  在此情况下,原来已达到商丘市示范性高中标准的民权县高级中学在原有校址的基础上,新征了60亩土地,投资2800万元新建两座教学楼、两座学生宿舍楼、一座科技实验楼和一座学生餐厅,总建筑面积超过3.2万平方米。而新增的这些基础设施,也正是河南省教育厅规定的创建省级示范性高中所必须拥有的硬件设施。

  近年来,先后经过两次检查评估,河南省已有130所省级示范性高中。在全省130多个县、市和18个地级市中,几乎已经达到了每个县一所。这次河南省将通过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验收评估,将再增加40所左右,届时全省示范性高中将达到170所左右。

  “自从2005年提出创建省示范性高中的目标以来,县委、县政府可以说是倾尽全力予以支持,不仅由县长亲自挂帅,还另配一名常委予以协助。”民权县教育局副局长兼高级中学党总支书记赵传红告诉记者,“县委、县政府去年和今年都把争创省级示范性高中列为要办的十件大事之一。一次性贷款2800万元,这对于我们这个国家级贫困县来说,不啻一个天文数字,银行是不肯直接贷给我们的,所以这个项目也是政府财政直接向银行作担保的。就是说,建学校的贷款风险是由政府来承担的。”赵传红说,县里专门把他这个主管财务的副局长任命为高级中学的党总支书记,直接抓校建工作。书记、县长更是三五天一问工程进展,十天半月到工地实地查看一次。

  “说我们举全县之力,毕其功于一役来对待省级示范性高中创建工作,一点也不夸张。”赵传红说。

  升学率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本来是正常的学校建设,为什么引来了如此特殊的重视呢?

  “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讲,作为一所拥有80多万人口的大县,拥有一所省级示范性高中,满足群众子女上优质高中的需要,这是县委、县政府的责任;从教育本身而言,没有一所优质高中,我们留不住优秀学生,这在社会上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县委办公室主任黄方勤告诉记者。

  据民权县教育局长张玉河介绍,近几年,每年都有大约300名左右的民权籍高中生被商丘、郑州等地的优质高中挖走,这些学生从高一到高三年级都有,而他们几乎全部是民权县成绩一流的学生。

  这个说法在记者召开的学生家长座谈会上得到了证实。

  一位叫何云霞的母亲告诉记者,她的二儿子程志鹏去年初中毕业时,中考成绩是全县第一名。不久,省会郑州一所优质高中的工作人员找到她家,在介绍了他们学校的优越办学条件之后,便劝说希望能把孩子送到郑州读书,并且当场承诺免除孩子的一切学习费用。而在郑州,那些优质高中,假若学生中考分数达不到一定分数线的情况下,常常见到有家长包里装着数万元的高价学费,另加上某某领导的“条子”,愿意以“自愿捐资助学”的名义换一张孩子的录取通知,结果还常常是失望而归。

  何云霞说,因为她的大儿子就是在民权高级中学毕业并且没让家长操心就考上华中科技大学的,加上她不想让孩子舍近求远,所以便没有同意。而在此之后不久,商丘市一所知名高中也派人找她,希望能把孩子送到他们学校就读,承诺是让孩子住4人宿舍,进尖子班,免全部费用,每月补助生活费。何云霞依然没有答应。

  何云霞的这一说法,记者在稍后召开的学生座谈会上也得到了证实。一位名叫李大壮的高二学生说,2005年他参加中考之后,同样是商丘市的一所知名高中来人找到他,动员他前去就读。李大壮说中考成绩还没有出来,不知道能不能考上,来人说那不要紧,只要你坚定信心,剩下的工作由我们来做。来人承诺,他若愿意去,除免一切费用、住4人间、有冷暖空调之外,每月还享受200元的生活补贴。“每年流失的300名学生,都是我们的尖子生。到高考时,他们至少是二批本科的成绩。其中大部分是一本甚至是名牌高校的苗子。”张玉河十分无奈地说。

  为什么各高中都不把力量放在练内功、抓教学、育人才方面,而要煞费苦心地去挖别人的墙角呢?

  一名刚从高中校长位子上退下来的老教育工作者告诉记者,眼下在许多地方,县委、县政府衡量教育工作的成绩,唯一的硬指标就是看高考成绩。一些有权威的领导更是“放话”:不看过程看结果。高考之后,上线多少?二本多少?重点多少?名牌多少?有没有清华、北大的?这些问起来硬邦邦、听起来冷冰冰、说出来实打实的标准,作为一名教育局长或高中校长,你连一点回旋、通融的余地都没有。考好了,自然是皆大欢喜,奖励学校,奖励教师,政府追加投入,改善办学条件,局长、校长在县里的地位自然就高了;考不好,对不起,轻则责成整改,重则局长、校长“下课”。至于想争取点追加资金投入教育,你想想,就这个成绩,你张得开口吗?

  以上是政府这一层面的考问。至于社会上的责难,则更加令人不寒而栗。

  社会上衡量教育局长、高中校长行不行、称职不称职,就是一个标准:升学率。升学率上去了,不行也行;升学率下降了,行也不行。升学率高了,正常的工作调动就说你“升了”;升学率低了,则说你被“撸了”、“下台了”。这还不说,更可怕的是,今年你的升学率一下降,马上就会流失一大批有潜力的学生,让你的学校声誉扫地,大伤元气。这样的损失,其后遗症能够危害多年。

  付广州,民权高级中学校长。这次迎接省级示范性高中验收,他是主角,因此他的压力也最大。

  记者见到这个身材魁梧的中年汉子时,一眼就能从他身上看出几分悔意与沮丧。他说:“都怪我,只顾准备材料,没有及时接听记者的电话,来核实报道内容,致使工作造成了被动。再说,我们的班额较大也是事实,我们没有回避,也向检查组汇报了这个现实。”

  在自责的同时,付广州告诉记者,为了迎接省里验收,他已经连续多天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了。这次一折腾,本来背诵已熟的答辩稿,现在已经忘得所剩无几了。但是不管怎样,他把创建省级示范性高中当作自己的一项神圣使命,一件对县委、县政府负责,对群众负责的政治任务来抓。因为毕竟民权这个80多万人口的大县,没有一所省级示范性高中是说不过去的,也是没法向群众交代的。付广州坦言,他的思想压力很大,因为周边地区已经有挂两所省级示范性高中牌子的县了。

  优质教育,想说爱你不容易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重点学校”这个专门针对教育的概念开始在社会上广受关注。尽管教育主管部门在均衡教育资源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严格限制中小学阶段设“重点”学校和“一般”学校,但是社会上对这个“重点”却是推崇有加。

  在一个农村家庭,孩子考上重点初中或重点高中,那可是一件非常值得炫耀与自豪的大事,邻居会认为这家今后要出一个“人物”了,爹妈走在人前立马就气壮得多。假如是在城市,孩子上了一所重点学校,那么在人们的心目中,起码觉得这家必定占了三个重要条件之一:一是孩子天赋高,勤奋,争气;二是家里有“人”权力大;三是有钱,能“买个”好学校上。而那些孩子上不了优质学校的家长,在同事、朋友面前,常常是耻于提到子女上学之事的。

  既然如此,对于省级示范性高中的创建、验收、参评等环节来说,其重要程度便自不待言了。

  但是,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不容回避的,那就是,办真正让人民满意的优质教育,需要有人、财、物方面对教育的大力投入作强大支撑。尤其是在资金投入方面,“既想马儿跑得好,又想马儿少吃草”的观念,在县一级政府当中是相当普遍的。

  “拿我们这个县来说,县级财政一年收入1亿元,干部、教师的工资差不多也是这个数,要想在教育上有所作为,政府只能给政策,其他就要靠教育自身运作了。”一位县委书记坦诚地告诉记者。

  “教育是一项纯公益性的事业,也是一个‘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造福后代的工程,是万万不能追求现实经济效益的。”似乎是回应上述观点,商丘市教育局副局长杨贺说。

  一位教育局长诉苦说:“现在还有少数领导抱怨‘教育是个无底洞’,只见投入难见效果,搞得我们很难开展工作。”

  事实上,记者也了解到,有一个县曾经在投入了上千万元资金,办起一所在本县来说算是一流学校的高中之后,竟然要求这所高中要从每年所收的学费中给财政上缴数十万元,名副其实地把教育当成一项产业,搞起了“投入产出式”的“回报”。

  按现有的生源情况,就一个县而言,按照均衡教育的基本理念,建二至三所成规模的优质高中,应该是基本可以满足需要的,但是,有些基本条件却不是地方政府能够解决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主管教育的副市长告诉记者,创建优质学校,高学历、高职称的教师是必备的软“硬件”,但我们市一级政府没有编制权,更受职称等名额的限制,这些限制常常使我们在“争创一流”的活动中欲罢不忍、欲上不能,进而演变为欲哭无泪。

  记者发现,这位副市长的观点颇有代表性。不仅仅是高中阶段,甚至在中小学阶段,本该像正常的肌体新陈代谢那样的新教师补进,在一些地方竟然实现不了。一名乡中心学校校长曾经悄悄地告诉记者,在他们这个拥有70多万人口、6000多名教师、十多万中小学生的县里,已经连续5年没有通过正常渠道新增一名师范院校的毕业生了。他担忧地告诉记者,若干年后,他们那里教师队伍青黄不接的后果必将凸显。而县里不敢分配大学生的原因简单而又实际——经费紧张。

责编:唐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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