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睢宁政府给民众打分的是与非：公权介入道德引争议

　　一个名为《睢宁县大众信用管理试行办法》的规定，将个人信用评估按分值分为ABCD四个“诚信级别”。当首批信用分值在媒体公示后，这个江苏的小县城一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如果你在2010年1月1日之后有小偷小摸、计划外生二胎、在网络侮辱诽谤他人、无理缠访闹访，甚至因为某种原因被媒体曝光或欠缴水费，你的信用档案里都将被扣除20—100不等的分数；

　　如果你曾经被行政开除，判处刑罚，或行政拘留，那么你的信用等级将直接被划到‘C’档，进入‘诚信警示级别’。如果你并不在意，又做出不良行为，那么你的诚信将成为‘D’。相应的，你将失去申请执照的资格，也不能享受政策性扶持，乃至紧急救助。”

　　一个名为《睢宁县大众信用管理试行办法》的规定，将个人信用评估按分值分为ABCD四个“诚信级别”。按照这个规定，上面记者的假设极有可能成为现实。当首批信用分值在媒体公示后，这个江苏的小县城一下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一，征信内容过宽，限制了公民权利，是“典型的政府权力越位”；二，评级体系缺乏科学依据，分值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员和政府的判断；三，是否官民平等，一视同仁；四，公民隐私权能否得到有效保护。

　　睢宁政府为公众信用状况打分的事件，引伸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话题——公权介入道德领域，“合适”吗？

　　从几年前的夫妻看黄碟被拘案，到烟民在家中吞云吐雾面临被曝光危险，再到小偷被迫在电视镜头前公开忏悔，个别地方政府介入道德领域的事件屡见不鲜。许多观点反对公权力直接介入道德领域，但应承认，当下社会存在的道德问题也着实顽固。如果政府不能管、公众又管不了，怎么办？在“道德秩序”的世界里，政府、公众、社会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焦点1：

　　法律与道德之间存在中间地带？

　　【观点碰撞】

　　睢宁县委书记王天琦不止在一个场合说过：在中国仅仅依靠法律是不够的，在法律和道德之间有一个非常宽的中间地带。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闯红灯，一个是小偷小摸。无论在城市还是乡镇，闯红灯的现象非常多；在农村，小偷可能偷一只羊，只值100元，什么刑罚都不够，却让被偷的人家可能失去一个季度的柴米油盐。王天琦把睢宁的大众信用评级，解释为掌控这个“中间地带”的行为。

　　易中天(厦门大学教授)：道德与法之间，原本就“无缝”，哪里需要什么“垫片”？

　　杨利敏(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讲师、法学博士)：道德和法律之间是有一个低限度的重合的。某些被认为“构成社会共同体共同生活基础”的道德规范实际已经进入了法律，成为基础性的法律规范，而除此之外，不直接影响共同体共同生活的道德问题，就应交给个人决定。

　　杨利敏以赡养老人为例告诉记者，当出现虐待、遗弃等现象时，赡养问题便上升到法律制裁的层面，如果没有达到这个严重程度，就应由家庭成员内部自我决定。

　　但，也有观点认为“中间地带”是存在的。

　　沈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法律管起来乏力，道德约束力也不足的“灰色区域”是存在的。比如，非常普遍的行人闯红灯行为。显然是被法律禁止的，但处罚很轻。交警懒得管，国人自律性又不强。在道德上，这一行为算不上特别“恶”或严重违背社会风尚，对其规范也比较弱。

　　自古以来，在乡里乡亲的“熟人社会”，道德或信用靠社会舆论和内在自律机制维系。但是，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陌生人社会”逐渐形成了。人与人之间不再熟悉，流动性又非常强，很难通过传统的邻里舆论对其行为的道德与否、守信与否进行约束。如此，便形成了道德约束力相对较弱，而法律又不能严格管理的“灰色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