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在希望的田野上（经典中国·辉煌60年）

　　新农村:在希望的田野上

　　本报记者　张玉玲　李慧

　　60年,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间,但这60年,却让这个古老的农业大国,有了无数前无古人的划时代巨变:

　　开国大土改,数亿农民分田立命,以暴风骤雨的气势,实现了千百年来中国农民热望的“耕者有其田”;

　　2006年,取消“皇粮国税”,农民再也不用缴纳已延续了2000多年的“千年古税”;

　　2009年,60岁以上的农民将享受国家普惠式的养老金,中国农民将告别自古以来依赖土地和子女养老的模式……

喜看稻菽千重浪:农业养活了13亿中国人

　　新中国成立之初，西方有人对中国共产党能否解决几亿人的吃饭问题表示了极大怀疑。的确，“民以食为天”作古训的中国人,怎样才不会再忍受饥饿之苦?“两只手”的创造怎样才能超过“一张嘴”的消耗?

　　当袁隆平捧出金灿灿的种子,将我国水稻产量从300多公斤提高到800多公斤,农业科技一马当先;当包产到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亿万农民的生产活力如万马奔腾;当“统购统销”成为历史,农产品流通体制理顺,农村改革势如破竹,中国粮食生产能力也实现历史性跨越:

　　改革开放前,粮食生产跨越3000亿斤至6000亿斤这4个台阶用了29年;而改革开放以来,粮食生产跨越7000亿斤至10000亿斤4个台阶,只用了18年,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高;

　　今天，我国主要农产品,谷物、肉类、棉花、花生、油菜籽、水果等产品产量已稳居世界第一位;

　　到2008年,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04公斤,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比1949年增加195公斤,增长近1倍——这是在总人口同时增长一倍多的前提下实现的人均增长。

　　“60年来,中国农业最大的成就是养活了中国人,提高了人民生活品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研究员党国英如是说。

　　“米袋子”殷实充裕了,中国人不再饥饿;蔬菜大棚的推广,丰富了“菜篮子”,人们四季都能吃上嫩绿的黄瓜、紫亮的茄子;“果盘子”新鲜了,新疆葡萄、台湾莲雾,东西南北的水果都搬到了家门口的市场上;各种农副产品琳琅满目,“想吃啥就有啥”,物资匮乏、营养不良离中国人越来越远……

　　吃饱穿暖、丰衣足食。今天看似最基本的要求,在过去却是遥不可及的千年梦想,也令世界惊叹和赞誉——我们只用了世界近9%的耕地、6.5%的水资源,稳定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尤其是2007年后,“粮荒”警报席卷全球,粮食供求趋紧、价格飞涨,世界八亿人缺粮饥饿,而中国粮食不仅价格平稳、供应安然无恙,还可以调剂出口。

　　这些事实,雄辩地回答了美国人布朗提出的“谁来养活中国人”的质疑。联合国粮农组织也高度评价“中国在保障粮食安全上做得非常好,为促进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贡献。”

　　化作春泥更护花:农村为国民经济提供支撑

　　1978年,当小岗村18户农民签下“分田到户”的协议书时,他们很难想象,这份镶嵌着十八个鲜红手印的“生死契约”,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标志性见证。由此开始的农村改革,也叩响了中国改革的大门,点燃了一个腾飞的新时代。

　　中国变革往往发端于农村,中国经济也与农业息息相关。当“三年自然灾害”农业快崩溃之时,中国经济也在危急的边缘;而当农村生产力释放,中国经济欣欣向荣;当农民收入增长,中国的内需和消费红红火火……今天,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2009年,农业依然是实现经济平稳发展的坚强后盾;广阔农村是扩大内需的大市场、更是应对危机冲击的避风港。

　　难怪有人说,国企是“共和国长子”,而农业则是共和国经济的“衣食父母”。长期以来,工农价格的“剪刀差”,使胸襟广阔的农业默默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原料和资金积累,为国民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中国最大的“民”是农民。涉及总人口70%以上的农村变革,也改变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掀起波澜壮阔的城市化浪潮。60年来,农业在GDP所占的份额从75.9%降低到15%;从农村转移出的劳动力已超过2.2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46%。

　　农村劳动力少了,农业比重轻了,不耕地务农,农村经济怎样发展,农民又怎样脱贫致富?“亿元村”江苏华西村以自己的“创业史”作出了回答:依靠一个“小五金”厂和一台小磨坊起家,“70年代造田”解决村民温饱,“80年代造厂”发展村级集体经济,“90年代造城”建立农村第一个工业园区,58家乡镇企业,首开“村庄上市”先河,年产值达300亿元,带领周围20个村庄的3万多名村民致富。

　　“无工不富、无农不稳”。多年来跟踪研究乡镇企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高度评价了乡镇企业的作用——改变了农村经济单纯依靠农业发展的格局,有助于广大农民增收致富,更突破了我国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的二元经济格局,走出了一条城市工业与农村工业相互依托、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工业化道路。

　　乡镇企业产值在1987年首次超过农业总产值,使中国农村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据农业部的最新统计,到2008年,乡镇企业增加值已占农村社会增加值的71.21%,成为支撑农村经济最坚实的支柱。而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则表明,2008年,乡镇企业已占据我国工业的半壁江山,在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达到27.98%。

　　千树万树梨花开:农民生活新跨越

　　60年来,农民的收入增长了100多倍。留乡务农、进城务工,抑或在当地的乡镇企业就业,农民的选择多了、增收致富的渠道也增加了。农村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30.7%下降到2007年的1.6%,贫困人口从2.5亿人减少到1479万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如果没有中国在减贫方面的进步,整个世界在减贫方面就是倒退的。对中国的贡献给予再高的评价也不过分。”

　　2006年11月22日,太行山脚下河北灵寿县青廉村一处农家院子里,农民王三妮铸成“告别田赋”的青铜大鼎,抚摸着鼎上的铭文,他说出了亿万中国农民的心声:“历史上,多少农民因为交不出田赋被逼得卖儿卖女,逃荒要饭。免除田赋,是农民祖祖辈辈的梦想啊……”

　　鼎上十条铭文一一历数免除农业税、各类农业补贴、粮食最低保护价收购、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民子女上学免费、农民工免费培训技术等惠农政策。铭文的结论质朴而深刻:“惠农政策给我家7口人带来收益共5000余元……”

　　取消延续农业税,虽然全国农民人均只减负140元,但这却打开了改革城乡二元结构的突破口,拉开了中国农村的第三次变革。

　　开国大土改,中国农村的第一次变革,实现“耕者有其田”;家庭承包责任制,第二次变革,赋予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尽管中国农村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城乡差别依然巨大。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不仅成为三农问题的主要症结,而且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制约,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矛盾。”一直坚持用“脚”做学问、被誉为“中国农民的代言人”的温铁军教授担忧地分析。

　　中国农村的第三次变革,随着新世纪的曙光喷薄而出,在激发农业自身活力的基础上,更注重外力对农村支持,开始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转向,新的城乡统筹政策,对农民有了由“取”向“予”的历史性转变:

　　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不断扩大,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迅猛增长,2008年,中央财政安排“三农”投入达到5955.5亿元,增长37.9%,创历史新高;

　　强农惠农的政策体系初定,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制度框架形成。2008年国家用于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资金总额达1028.6亿元,比前一年翻一番。

　　国家重视了,投入增加了,不曾有过的实惠带给农民太多的惊喜:

　　村村通工程、安全饮水工程、户用沼气、农村电网的民生建设,使农村的“硬件”环境焕然一新;

　　全国已有1500多个县实行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涉及3400多万农村低收入人口;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则要减轻农民的疾病经济负担,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

　　农村义务教育保障经费机制不仅有效减轻了农民家庭子女接受义务的经济负担,而且打破了多年来制约普及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瓶颈……

　　发展新农业,建设新农村,培养新农民。一个个“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村庄如千树万树梨花绽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蓝图已经开始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记者感言

　　农兴国盛

　　本报记者　张玉玲

　　生于七十年代的我，没有深切地领略过匮乏，也没有刻骨铭心地感受过饥饿，对物品充裕习以为常，有时还不太理解老一辈的珍惜和节俭。然而，在60周年农业成就报道中，参阅大量资料，采访相关专家，中国农村的博大和奉献，改变了我的一些想法：

　　中国的“富足”来之不易，无数平凡的农民用他们的汗水和辛苦养活了中国人，创造了世界奇迹。在长期的“剪刀差”中，脆弱的农业和农村坚强地支撑起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中国农民是最知足乐观、最淳朴善良的一个群体，是祖国大家庭中最值得尊重的兄弟姐妹。

　　采访中，农村60年发展历程跃然纸上：“农村包围城市”，这来源于实践、符合中国国情的伟大道路，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解放后，土改分田，如春雷唤醒沉睡千年的农村,激活了3亿农民的生产热情；1978年，又是“农村包围城市”，改革在农村起步，再一次激发了中国人的创业热情，又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创新之路，开始了经济腾飞的新篇章。

　　时至今日，农村的改革远远还没结束，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仍需化解，前路依然漫长而艰巨。想起此前在德国采访时，得知一个德国农民能养活64个人，农业效率之高令人惊羡。差距所在，正是中国农业的发展空间所在。

　　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央连续发出5个破解“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农业已成名副其实的“重中之重”。从新世纪开始，国家对“三农”政策更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国家财政对“三农”的支持前所未有。新农村建设就是要全面城乡统筹，实现从农民到全民的富强。

　　当有一天，农村的面貌再焕然一新、成为人心向往的地方；农业自身的产业活力增强，成为强大的产业；农民的待遇提高，成为可以选择的职业。那时，我们的国家也必定更安宁富强。

　　大寨的嬗变

　　——从“政治品牌”到“经济品牌”的故事

　　本报记者　李慧

　　郭凤莲，一个传奇式的人物。

　　1964年，不满18岁的她就成为大寨铁姑娘队队长，60年代她和大寨人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村庄刨出700多亩“海绵田”，创造出亩产千斤的纪录，成为当时人与恶劣的自然条件抗争的典范。

　　于是，大寨这个普通农村的名字开始频频出现在报纸、电台和先进事迹报告会上，大寨成为一片精神圣地，各地的人们朝圣般地涌来。

　　那时，大寨人坚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具有普遍意义。但是，那个时代所有被历史裹挟着往前走的人恐怕都来不及思考：大寨在“文革”政治舞台上越做越大，它的示范意义也就越来越偏离中国农村的实际。

　　1978 年12 月18 日，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场，郭凤莲默默地坐着，感受着眼前热烈的气氛和具有历史意义的决策。一直以来作为中国农村典范的大寨，在这次会议中却很难找到自己的名字。

　　郭凤莲并不知道，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已签订“秘密协议”，按下了十八颗鲜红的手印，进行了“大包干”改革。由此开始，中国农民选择了与大寨全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大寨16年的辉煌结束了，她和大寨将由此开始艰难的蜕变。

　　那时候，曾靠“集体力量”创造奇迹的大寨人难以接受不再“吃大锅饭”的事实。但眼看着曾到大寨取经的贫乡穷镇摇身一变成为“亿元村”，大寨人开始觉醒。外出考察让大寨人意识到，凭大寨的自然条件，单靠种粮是不可能致富的，尊重自然规律、合理调整经济结构才有出路。

　　十多个寒暑的更迭，大寨悄悄地变了。十几年间，大寨人建起了衬衣厂、饮料厂等数家企业，物流、旅游、农产品加工等多个支柱产业已经在大寨的土地上崛起，“大寨”品牌由此具备了非同寻常的经济意义。

　　如今，站在虎头山，远望当年的八百亩“海绵田”，已有一半以上退耕还林；蓝天、绿树、碧水，环抱着一片片梯田；山下，数十栋粉色二层小楼比邻而立，在阳光下甚是好看……

上图为大寨今日新农村。下图为年轻时的郭凤莲在田间劳动。新华社发

　　农村改革金钥匙

　　——陈锡文谈60年农业制度改革

　　本报记者　李慧

　　陈锡文：1950年生于上海。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记者：经过长期探索，农村最终确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一经营体制的确立有着怎样的历史必然性？

　　陈锡文：1950年到1952年，除新疆、西藏、台湾之外的新解放区都完成了土地改革，彻底铲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愿望，农村生产力第一次得到极大解放。专家测算，1952年全国4.6亿农民分到土地之后，免除约3000多万吨的粮产地租直接转化为农民消费资金和农业生产资金，土改结束后的三年时间，我国粮食总产增加了40%左右。

　　土改后，怎样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农业，我们进行了前无古人的探索，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脱离社会发展水平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农民经济利益和生产积极性受到损伤。

　　1978年底，小岗村实行了“大包干”改革，不仅明确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更重要的是使得统一管理分配的人民公社制被废除，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到1982年底，全国各地都从人民公社制转变为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2008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全国推开，这项改革是农村经营体制的又一次深刻变革，是家庭承包经营政策在林业上的完善，是农村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

　　记者：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的确立基础上，农产品的流通体制也经历了深刻变革，这对农村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陈锡文：建国初期，我国农产品匮乏，1953年开始实行统购统销制度，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得已的选择。

　　随着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的确定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的迫切性日益凸显。1979年国家逐步减少农副产品的统派购种类，1985年对农产品的统派购制度进行全面改革，取消了粮食、棉花的统购，改为合同定购，价格实行“双轨制”，并规定定购以外的粮食可以自由上市。对其他各类农产品，实行价格放开，由市场的供需力量决定。

　　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对农业生产发展起到促进作用，1984年我国粮食产量突破8000亿斤，粮食第一次供过于求。2004年我国全面放开粮食市场，坚持市场供求决定粮食价格和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农民保持了种粮的积极性，粮食产量连年增加，农副产品极大丰富。

　　记者：近年来，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逐步加大，农业基础地位逐步稳固，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党的“三农”工作思路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陈锡文：建国后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指引下，我国采取了农业支持工业发展的政策，农业为我国工业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世纪之交，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工业反哺农业的新阶段，进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格局的新时期。党和国家在对时代脉搏进行清晰把握的基础上，坚定地实行对农业的支持保护政策。

　　2000年，中央作出农村税费改革的重大决策，并在安徽试点。2004年，全国取消农业特产税。2006年，9亿农民彻底告别“皇粮国税”。同时，国家对农业实行直接补贴，大幅增加对农业的资金投入。

　　记者：从基本经营制度到农产品流通体制到农村社会管理制度，中国农村几十年来的改革和探索有很多经验也有一些教训，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党的“三农”工作应坚持怎样的原则？

　　陈锡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非常宝贵的一点，就是讲透了如何正确处理“三农”问题，提出了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这两句话是打开我国农村改革大门的钥匙，也是党和政府正确处理“三农”问题的根本准则。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改革和发展取得了成功，就是坚持了三中全会提出的根本准则，任何时候“三农”工作出现了问题和失误都是这两条没有把握好。

责编：许桂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