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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世界的游戏规则”
加藤嘉一认为，不能否定一些外媒被操纵的因素，但西方媒体讲求的是重点突出，中国的读者，往往希望报道要中庸。
喻国明说：“西方媒介生来就是挑毛病的，它的文化是‘乌鸦文化’。不说中国的坏话，也要说其他国家的坏话，不说其他国家的坏话，也要说本国政府或者本国某些利益集团的坏话。希望外国媒介天天表扬中国，像《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那样正面宣传，那是不现实、不可能的。”
他认为：“我们有许多东西按照我们的逻辑、方式去做，在西方的游戏规则和话语面前，变成了所谓宣传、政治的诉求，遭到西方主流舆论强烈反弹，当然他们有他们的问题，这暂且不论，但这对于我们确实是一种挑战。”
奥运会后，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作过一项研究，把雅典奥运会、北京奥运会的新闻报道进行词频分析，结论是：雅典奥运会充满了政治和宣传性口号、用语，而北京奥运会相对来说更加平和，政治性词汇明显少很多。
“这说明我们努力用西方人更接受和理解的方式去沟通，”喻国明解释，“当然西方也应该尝试用我们的方式来沟通，这是双向的。但是西强我弱，他们属于优势一方，所以我们首先要吸收他们的强项，和他们去沟通。”
加藤嘉一向本刊记者提起东京奥运会。1964年，东京举办奥运会后，日本的经济发展更加迅速。1979年，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傅高义(EzraVogel)写作《日本第一》一书，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那个时候，日本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与今天的中国相同，面临着来自海外的‘日本威胁论’，尤其是在日美贸易上处于劣势的美国，以这样那样的方法对日施加压力。”加藤嘉一说。
喻国明认为，中国现在面对如此密集的批评，主要原因不是意识形态方面，而是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位置越来越重要，让人觉得“在洗别人的牌”，“重新划定势力范围”，当然会受到别人的反弹。日本在全世界响当当的品牌索尼、松下、丰田，当年进入国际市场时，感受到的市场壁垒与舆论谩骂一点儿也不比中国少。
他说，美国被称为“超级大国、世界警察、最好的民主实践的国家”，但是美国每天也在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这些批评不可能都是严肃的、严谨的。任何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个人、集团、企业、国家都会受到批评，这就是世界的游戏规则。
中国网民超过了美国总人口
2009年6月30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第2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网民人数达到3.38亿，规模为世界之最，这一数字已超过了3.07亿的美国总人口。
在过去的这一年多里，中国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多次表示对互联网的重视，并上网与网民交流。
在2008年以来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中，网络成为重要舆论场。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敏感地注意到这个动向，去年11月开始对网络舆情的监测。
为什么在奥运前后，中国网民成为了不可忽视的舆论力量？
专家分析，根据传播学规律：一个媒介的受众数量一旦达到一国总人口数量的20%，这个媒介就具有了主流影响力。在2008年，中国网民数量超过了中国人口的23.6%。中国的网络作为一个主流媒介，已经完成了数量上的规模扩张。中国网民平均年龄已从最初的30岁以下，提高至目前的接近40岁。上网人群已和人口自然结构接近，网络不再是少数年轻人的边缘化场所，开始成为中国人讨论主流问题的平台。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的研究认为，在网络崛起之前，社会议程的设定权基本都是由政府主导。喻国明解释说，网络崛起之后，金字塔变成罗马角斗场，全景社会变成了共景社会。人们坐在看台上，什么东西大家都能看到。如果再采用过去的信息控制方式，就会被认为在隐蔽社会弊端，从而激起强大的社会反弹。
他认为，现在的社会议程，不仅由政府一方设置，很多社会议程开始由民间推动。如果政府设置的议程和民间不一致，就会产生冲突与问题。现在中国领导者要面对新的情况，改变执政方式与管理手段，“就像一个歌手，站在场中央，唱不上去了，就需要把话筒指向看台上的老百姓，大家一起来”。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告诉本刊记者：“从长远战略看，在重大事件发生后，中国不是要关闭网络，而是要学会充分利用网络。”
他说，在今天信息更充分的互联网时代，靠强制宣讲灌输的外宣产品已变得难度越来越大且成本更高，性价比远远不如定向推广和社交网络口传新闻。网络口传新闻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廉价的信息传播工具。
喻国明认为，“过去的政府一项政策让大多数老百姓满意，这在计划体制下是能做到的。但在(今天)现实的社会环境，利益出现了多元化趋向。政府还想包办，已经不易实现，一项政策出台，往往引起利益相关阶层的争论与反弹。”
他说，“由社会环境改变带来的执政方式改变，也对信息的传播方式提出要求：第一，不能用控制信息的方式，来实现社会安定；第二，制定规则与提供解释权是现在竞争的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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