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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德十年
当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员远非季羡林的梦想，他急切希望出国留学，于1935年夏入德国哥廷根大学读书。
季羡林认为，在他一生六十多年的学术研究过程中，德国十年是至关重要的十年，他的学术研究发轫不是在清华大学，而是在德国哥廷根大学。
在哥廷根的十年，对于一介穷书生的季羡林来说，他所拥有的就是时间和书籍。学校孤独寂静的环境，正好给了他空前绝后读书的机会。这个时期，他大致阅读两大种类，一类是有关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书籍，另一类是中文书籍。这一时期，除了星期日和假日外，季羡林都要阅读，对当时世界上梵文、巴利文和佛教研究的情况，心中有了大致的轮廓。在哥廷根，他主修印度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进行研究工作。
1945年秋，季羡林从哥廷根到了瑞士，等候机会回国。
北大任教
1946年春夏之交，季羡林回到中国。经由陈寅恪介绍，北大校长胡适之、代理校长傅斯年接受季羡林去北大任教。北大图书馆藏书虽多，但是有关季羡林专门研究范围内的书却不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季羡林真如虎落平川，纵有一身武艺，却无用武之地。季羡林虽对古代印度语言的研究恋恋难舍，却是一筹莫展，无奈之下就搞了一些翻译工作。
从1946到1950年，季羡林写下了《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儒林外史〉取材的来源》《从中印文化关系谈到中国梵文的研究》《佛教对于宋代理学影响之一例》等一系列著作。
然而好景不长，1950年到1956年，季羡林和北京大学的同事们陷入了会议与批判的漩涡中。“批判除了写文章以外，就是开会，开会与批判紧密相连，于是无日不开会矣。诗人冯至套用李后主的词，写了两句话:"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从中可见当时我们的心情。”季羡林曾回忆说。
这期间，季羡林并没有停笔，还是进行着学术研究，如《史学界的另一个新任务》、《介绍马克思〈印度大事年表〉》、《随意创造复音字的风气必须停止》、《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牛棚岁月
1966年至1977年，这段日子让季羡林回想起来，宛如做了一场噩梦。在这十年内，季羡林除了开会，被“打倒”，被关进牛棚，被批斗，被痛打之外，根本没有时间和心情搞学术研究。到了后期，他被分配到东语系的办公楼和学生宿舍去看守门房，收发信件和报纸，传送电话。“我作为一个"不可接触者"，枯坐门房中，有时候忙，有时候又闲得无聊。让珍贵的光阴白白地流逝，我实在不甘心，挖空心思，想找一点事干。想来想去，最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翻译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季羡林回忆说。当时季羡林所需要的正是这种时间拖得很长的工作，目的只在驱除寂寞。至于出版，他连想都没有想过。
学术春天
1978年，学术春天来了。“在这种非常良好的政治大气候下，我个人也仿佛从冬眠中醒来了，心情的舒畅是从来没有过的。”季羡林感慨地说。这期间，季羡林研究印度史，研究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印度佛教史，翻译和研究梵文文学作品，并撰写了包括《〈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罗摩衍那〉浅论》《〈大唐西域记〉今译》《吐火罗语A中的三十二相》《古代印度砂糖的制造和使用》《西域在文化交流中的地位》等多部重要著作。
季羡林认为，从以上著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这一生是翻译与创作并举，语言、历史与文艺理论齐抓，对比较文学、民间文学等也有浓厚兴趣，是一个典型的地地道道的“杂家”。“我原以为，我成为"杂家"是被环境逼出来的。现在看起来，似乎并非如此，我真好像是有一些"杂家细胞"。现在环境早已改变了，而我仍然是东抓西抓，还乐此不疲，这事实我能否认掉吗？我早已年逾古稀，至今仍无改变的迹象和意愿，我恐怕将以"杂家"终了。”季羡林说。
部分著述
学术
《〈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印度古代语言论集》
译作
《沙恭达罗》《五卷书》《优哩婆湿》《罗摩衍那》《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
散文及传记等
《朗润集》《季羡林散文集》《牛棚杂忆》《留德十年》《阅世心语》
编纂
《东方文化集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最喜欢的中国文学作品
《史记》、《世说新语》、陶渊明的诗、李白的诗、杜甫的诗、李煜的词、苏轼的诗文词、纳兰性德的词、《儒林外史》、《红楼梦》
责编：闫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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