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
北大教授孙东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的这番话显然是犯了众怒，网上质疑声和骂声一片，网友甚至签名要求其道歉，纸媒评论也呈一边倒的局面。有人也担心这话是不是被“误解”了，不想孙教授却发出了道歉声明，显然是承认说过那样的话。
中新网上的这篇道歉词称：“因语言表述不当，引起一些争议和误解，对此深表遗憾。”
精英的傲慢和偏见，学术操守在哪里
为什么公众对一些专家的发言常常不以为然？主要还是这些专家发表的论述不靠谱，媒体称之为“精英的傲慢和偏见”。专家应该明白，以头衔和专业唬人，越来越不灵了，而坚守自己的专业操守才是学者的底线，也是赢得尊重的起码条件。
顶着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和国家卫生部专家委员头衔，孙东东言之凿凿、“很负责任”地发表有悖常理的观点，成了“傲慢与偏见”的最新一例。
精神病的界定、上访者患病的具体原因和数目，这些都是极为严肃科学的话题，也事关上访者的尊严和人格，为什么就这么敢轻率下断语呢？
媒体曾报道，有的地方把上访者强行关进“精神病房”接受“治疗”，或者带到“学习班”变相“软禁”，派专人常年“截访”的更不在少数。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无怪乎孙东东的言论被媒体认为是在为这些违法行为提供理论支持。
靠什么来约束专家以“负责任”的态度说出“不负责任”的话？《长江商报》评论提供了几招：一靠对聘用机关及其负责人严格问责，使他们必须聘用有真才实学敢讲真话的人才，而不会用南郭先生与应声虫。二靠对专家学者的问责，对违背良知乱“论证”、忽悠公众而失去公信力的专家，无情地淘汰掉。三是落实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的制度，论证不走过场，让利益攸关方都有参与博弈的机会，让公共决策经过广泛的辩论，使专家不能不慎重对待自己的职业信誉。
《南方都市报》的评论则认为，具体到每个学者，有限的知识背景，使其结论也可能是有限的。肩负重任的专家，更要意识到自己身上的局限性，以免落入盲人摸象的境地。而更多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精神，比如对弱者的同情，可能会帮助专业人士弥补技术的局限，获得更大的视角。
孙东东在道歉声明中说，“今后将更加努力学习，谨言慎行”。其实，这倒也不必，只要是认真调查过，思考过，而不是“拍脑袋”说话，该说的话还是要说。况且，谁没有说错过话呢，那不是下次不说话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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