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人的高原记忆

　　2006年7月1日11时20分许，由拉萨发出的“藏2”次庆典列车通过拉萨河特大桥。当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 最新统计显示：2007年西藏自治区生产总值超过342亿元，人均GDP超过1.2万元，按可比口径计算均比2002年翻了近一番，西藏经济实现了连续7年保持12％以上的增速跨越发展。

　　西藏经济的快速发展凝聚了中央政府的殷殷关切。从一批又一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到对农牧民医疗卫生保障、教育、文化保护等社会事业的大力支持，来自中央财政的资金援助和政策扶持为西藏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注入活力。 新华社发

　　新华网拉萨３月２７日电 题：中国军人的高原记忆——写在第一个“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之际

　　新华社记者梅世雄、白瑞雪、王逸涛

　　半个多世纪以来，被称为“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发生着举世瞩目的历史性巨变；

　　在１２０多万平方公里的雪域高原迈上富裕、文明、民主的康庄大道的征程中，活跃着一个功勋卓著的特殊群体——他们，被藏族同胞亲切地称为“金珠玛米”（藏语：解放军）。

　　在首个“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前夕，几位亲历了雪域高原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大变革的老军人，共同回忆了那一段段难忘岁月。

　　和平解放西藏——“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

　　“武攻文备。”这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中央对于如何解放西藏而作出的重大决策。

　　“只有军事上准备好了，才有可能政治解决。”年近八旬的军事科学院原研究员王贵，当年以１８军司令部侦察科见习参谋的身份随先遣队挺进西藏。

　　为何将进军西藏的主力部队定为１８军呢？“主要看重１８军的作战历史。”王贵说，１８军里不但有一批老红军、老八路军，军长张国华也是年轻有为。

　　“张国华当军长时只有３５岁。”王贵说，更为重要的是，张国华有远离主力部队、单独开辟和坚持一块新根据地的经验。

　　１９５０年２月底，王贵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部情报处康藏情报站（不久编为１８军侦察科），随先遣部队由成都向西藏挺进。

　　“西藏山高路远，没有公路，山一个接一个。”王贵回忆，第一个爬的是二郎山，山顶有很厚的积雪，不时有人滑倒。

　　王贵说，我们一边向恶劣自然条件挑战，一边还要同溃散的国民党残余部队作战。

　　“在极度缺氧的环境中爬山，是个最费力的事儿。”王贵说，过二郎山时反应还不大，到了４３００多米的折多山，很多人开始掉队。“我们负重几十斤，头疼、胸闷、喘不过气来。”

　　王贵回忆：“我们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宁可在风雪中搭帐篷宿营，也不住喇嘛寺庙，这赢得了许多藏族群众和僧侣的欢迎。”

　　几乎在１８军进藏的同时，从青海、新疆和云南等地派出的部队也在积极准备向西藏进军。

　　“在进军的同时，中共中央一刻也没有放弃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努力。”王贵说，但在国外反动势力的干涉和西藏分裂主义集团的阻挠下，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走了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

　　王贵说，为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各级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争取工作。

　　“比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展藏语广播，前线部队对藏军展开政治攻势，派遣人员入藏劝和，中国驻印度使馆人员同西藏地方政府官员接触等等。”王贵说。

　　然而，西藏地方当局对中共中央派出的劝和代表加以阻止、软禁乃至杀害，决意关闭和谈大门，同时陈兵金沙江西岸和昌都、类乌齐地区，妄图以武力阻挡人民解放军进藏。

　　“此时，中央及时实施了昌都战役，以打促和。”王贵说。

　　昌都战役从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６日打起，历时１９天。“昌都战役是１８军入藏后进行的第一个、也是整个入藏期间唯一一次大的战役。我们几乎没打多少硬仗，就全歼了藏军主力近８个代本（团），其中还有一个代本起义。”王贵说。

　　“昌都战役的胜利，使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内部惊恐不安，一片混乱。”王贵说，一度被关闭的和谈大门豁然洞开。

　　１９５１年４月下旬，西藏地方政府派出的和平谈判代表团抵达北京。５月２３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正式签订，西藏实现了和平解放。

　　“和平协议签订后，各路部队开始向西藏和平进军。”王贵说，“１９５１年９月９日，我们先遣部队进入拉萨市区。这一天是藏族传统的‘雪顿节’，拉萨各界群众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

　　１９５２年２月１０日，以１８军为基础组建的西藏军区正式成立。７月，随着最后一支部队进驻亚东县，１８军胜利完成了和平进军西藏的历史使命。

　　平叛和民主改革——“边平边改！”

　　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０日，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统治集团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全面武装叛乱。

　　“应该说，这次叛乱，是由此前的局部叛乱升级而来的。”亲历了那段历史的原１８军进藏干部魏克说。

　　年近九旬的西藏军区原群工部部长魏克说：“《十七条协议》签订后，少数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已经预感到我军入藏将会动摇封建农奴制的根基。他们不甘心其‘西藏独立’迷梦的破产，在帝国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支持下，一心想要撕毁协议。”

　　“代表人物是西藏地方政府中掌握实权的司曹（代理摄政）鲁康娃、洛桑扎西等，他们公然组织伪‘人民会议’，不承认《十七条协议》，想赶走进藏的人民解放军，企图挑起暴乱。后来鲁康娃和洛桑扎西被撤职，‘人民会议’被定为非法组织。”

　　１９５８年前后，西藏的局部叛乱逐步升级，最终演变成后来的全面武装叛乱。

　　为了巩固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和西藏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中共中央决定“彻底平息叛乱，充分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

　　“和平解放初期，中央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性，曾提出‘六年不改’的方针。”魏克说，“叛乱加速了中央推进西藏民主改革的进程。”

　　魏克回忆，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０日上午，达赖喇嘛准备到西藏军区大礼堂观看文艺演出，“突然，一些别有用心的反动分子在拉萨街头散布谣言：‘军区要毒死达赖喇嘛’‘军区已经准备好了直升机，要把达赖喇嘛劫往北京’。”

　　“很快，２０００多名不知真相的群众涌向达赖喇嘛居住地。”魏克说，“谣言搅得人心惶惶，商店纷纷关闭，市民抢储食物和饮用水。”魏克回忆。

　　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委员、藏族爱国人士堪穷索朗降措被叛乱分子用石块砸死，尸体被用马拖着示众；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被打伤。携带枪支弹药的叛乱分子胁迫千余名群众上街同他们一道高喊“西藏独立了”“汉人滚出去”等反动口号。

　　全面叛乱爆发！

　　３月１７日晚，叛乱首恶分子携达赖喇嘛等人出逃。

　　３月２６日，中央批准中共西藏工委组成３个军事管制委员会，分别进入噶丹、哲蚌、色拉三大寺内，进行平叛和改革工作。

　　“我是噶丹寺的副军事代表兼副组长。我们３０多位藏汉族的工作同志进入噶丹寺后，开展了一场反叛乱、反特权、反剥削的‘三反’斗争，并在‘三反’斗争的基础上，进行了民主改革。”魏克回忆。

　　３月２８日，周恩来总理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领导西藏各族人民一边平叛一边进行民主改革。西藏历史由此翻开新的一页。

　　魏克回忆，为防止叛乱分子据寺顽抗，步兵包围了寺庙，并通过喊话争取寺内叛乱分子投降。

　　“到４月１０日，我们就初步分清了噶丹寺内哪些人参加了叛乱，哪些是爱国守法的喇嘛。”魏克说，“然后，我们召开大会，宣布释放了５０９名喇嘛，将参加叛乱的５４名骨干分子进行集训，并收缴了４５支枪以及大量叛乱文件。”

　　魏克回忆，在“三反”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噶丹寺的喇嘛们经过充分讨论，一致要求废除寺庙的一切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

　　“经过２年多的艰苦工作，民主改革取得伟大胜利。”魏克说，这一过程中，解放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被藏族同胞亲切地称为“菩萨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