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藏老兵详述半世纪前西藏民主改革

　　新华网北京３月２７日电 题：亲历“人的解放”——进藏老兵详述半世纪前西藏民主改革

　　新华社记者傅双琪　田野

　　说起半个多世纪前在西藏的那段特殊经历，已近耄耋之年的老兵王贵依然眼眶发红、唏嘘不已。

　　１９５０年，１９岁的王贵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１８军侦察参谋，也是最早由四川进入藏区的解放军战士。参军前，王贵在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求学，这个由进步学生转变成的革命军人，对当时西藏社会极其森严的等级观念和农奴主对待农奴的恶劣态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自进藏区起，不论在哪个场合，我都看到，农奴遇见贵族，都是弯９０度的腰，低着头，解落头上盘起的发辫，绝不敢直视贵族，还要吐出舌头作出非常敬畏的表情。”

　　１９５２年２月藏历新年初一，在拥有近千名农奴的江孜格布西庄园，王贵和战友目睹了一场毕生难忘的“新年仪式”。按惯例，农奴主大年初一都要请一些农奴到庄园来“喝茶”：租子交得多的听话的农奴，坐在垫子上，喝酥油茶；一般的农奴，坐地板上，喝清茶；租子交得最少的或最不听话的那个农奴，面前则摆上一个很大的脏瓦罐，倒满冷水，管家和家丁强捏着农奴的鼻子往嘴里灌水。整个过程，庄园的主人格布西和夫人就在楼上观看。

　　王贵说：“我亲眼看到那个农奴被脏水灌得肚子鼓起，两眼翻白。他回家去，轻则生一场大病，重则丢掉性命。”

　　可是，他和战友们却不能干涉或阻止。中央政府于１９５１年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承诺中央不变更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

　　据此承诺，解放军也不干涉寺院事务。“１９５９年以前，除了做统战工作或节日里寺庙邀请我们去观礼，很少到庙里去。”王贵回忆道。

　　“每到一地，部队首长总带着礼物去拜访当地的土司头人和寺庙住持，让他们了解和平解放的政策。”他说。

　　从藏族农奴和一些贵族口中，王贵和战友们知道了不少寺庙里的黑暗现实，其中许多与慈悲、宽容的宗教说教相左。

　　“寺院那时拥有至高无上的特权。寺院可以强迫农奴家的孩子出家，叫‘支僧差’，还可以向当局申请抓丁为僧——这是保证僧源的两大重要措施。出生穷苦的僧人承担着寺院里最苦最重的体力活，根本没多少时间学经。许多人从来都是文盲，长得端正些的小僧童还时常遭受一些大喇嘛的性侵犯。”王贵说。

　　“面对这样的现实，战友们刚开始很难理解。部队做了很多教育工作，帮我们了解西藏的现实情况。”他说。

　　王贵所在的１８军侦察科每位干部都要学藏语。“１９５０年，还没进藏区，我们就开始向翻译学藏语了。两年后，我的藏语就已相当流利了。”

　　对于这些会说藏语的解放军战士，许多藏民的最初印象是说话和气、处事公道、损坏东西就赔偿。

　　王贵说：“我们向老百姓买柴草，付给他们大洋，刚开始他们都不敢接。因为过去不管是藏军还是国民党军队，从来没有当兵的买东西还给钱的。”

　　这只是人民军队在西藏“做好事”的开始。他们还为当地人免费治病、办学校、修公路、向农奴发放无息贷款，因而赢得了“菩萨兵”的好名声。

　　拉萨城边拉萨河畔，当年有个名叫“拉东香卡”的渡口，属于噶厦（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大臣）夏苏私人所有。城外居民进城都得在这里搭木船或牛皮船，必须向夏苏的船官缴纳船资，交少了就不给过河，渡口收入颇丰。

　　１９５４年，解放军在这里修建了拉萨河大桥，从此藏民自由往来，无需缴费。

　　“大桥建成的时候，桥上挂满了哈达。藏民们还专门为此编了一首歌。”王贵说到兴头上就用藏文念起这首当年熟稔的歌词：“西藏和平得解放，大桥建在拉萨河上，夏苏那个‘胖大娘’，牛嘴笼套在他嘴巴上。”

　　“牛嘴笼”是藏民套在小牛犊嘴上不让它吃草的柳条圈，这座被藏民比喻作“牛嘴笼”的大桥，结束了夏苏的盘剥，“牛嘴笼大桥”的昵称流传至今。当时因为渡口收入剧减而忿忿不平的夏苏，后来成为１９５９年西藏叛乱的主要策划者之一。

　　１９５３年，在西藏军区司令部工作的王贵参加了川藏公路西段的建设。当时，西藏军区和噶厦联合召集了８０００多名藏族民工自拉萨往东修建公路。

　　“解放军和藏族工人干一样的活，藏族工人有工资，生病能得到治疗。这些被农奴主命令来干活的劳工，从没想过‘支差’还有工钱。分给他们的工资被有的头人没收了，解放军就转而用酥油、茶等生活物资代替大洋发给藏民。”当时在修路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的王贵说。

　　噶厦噶伦索康时任修路委员会副主任。修路期间，他曾多次到工地察看。王贵说：“看到农奴与我们相处融洽，他对身边的人说，‘不得了了，西藏要闹地震了’。”

　　索康一直是组织“西藏独立”的主要人物。１９５９年，他是策划叛乱的主谋之一，后随达赖喇嘛逃往印度。

　　“我们当年并没有像达赖集团指责的那样，强行推进民主改革。可是，农奴主和解放军的所作所为形成鲜明对比，农奴当然能明辨是非。”王贵说。

　　事实上，正是１９５９年的叛乱，导致了中央政府和西藏上层有识之士暂缓推进民主改革的计划被迫中断。

　　是年３月１０日，王贵在拉萨街头亲眼见到荷枪实弹的藏军和武装叛乱分子在大街小巷唆使老百姓到罗布林卡集结，传播“军区要毒死达赖喇嘛”、“要把达赖喇嘛劫往北京”的谣言。

　　“叛乱分子杀害了爱国人士帕巴拉·索朗降措，把他的遗体绑在马屁股后面，拖尸游街。我听到他喊，谁和汉人走，就是这个下场。”王贵愤怒地说。现在，达赖喇嘛却说这是“和平起义”。

　　驻藏部队坚守了７天没有还击。直到达赖喇嘛逃离拉萨３天后，解放军才开始全面平叛，民主改革也接着展开。参与叛乱贵族和寺庙的土地被国家没收分给他们的农奴；没有参与叛乱的，土地由国家出钱赎买后分配给农奴，他们的房产和其他个人财产则得到保留。

　　“我在拉萨东郊的一个村子里看到，有个农奴高兴地在分给他的土地上打滚，不停地跟我说，‘我从来没想到这辈子还能有自己的地啊，这下子再也不当牛马了，真正成了人了。’”王贵说。

　　民主改革也进入了西藏各地大小寺院。改革剥夺了寺院曾经享有的封建特权，但绝不是外界传说的“关寺庙，赶僧侣”。

　　“参加寺院改革的战友告诉我，僧人可以选择留在寺庙或还俗。有的贫苦僧人恨死了欺压他们的大喇嘛，还有的僧人原本就被强迫出家，所以有不少人决定还俗。这是几百年来西藏人民第一次拥有了不信仰宗教的自由。”王贵说。

　　“自民主改革以来，我们也犯过错误，比如‘文化大革命’。可在改革开放后，错误都逐渐被纠正了。”他说。“民主改革，让占西藏人口９５％的农奴第一次享有了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丧失特权的只是人口中５％的农奴主贵族。这两个人群相比，哪个更重要？”

　　王贵１９８１年离开了西藏，到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做研究工作，１９８８年离休。离开西藏近３０年来，他很少向人提起那段经历。

　　比王贵小５岁的达赖喇嘛，俨然以国际知名人物自居，几十年来，不断在公共场合和西方媒体提供的“舞台”上叙述他对那段“失落辉煌”的记忆。

　　可是，５岁以后就被呵护在布达拉宫的高墙之内，５０年前又逃离故土的达赖喇嘛，真的知道深宫高墙外的西藏发生了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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