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送治不规范使得精神病院饱受诟病

　　问题之源：送治不规范

　　究竟谁有权宣判“精神病”？在这个问题上，精神病院正在受到多种社会角色的制约

　　文/ 王婧 李响 李佳

　　邹宜均案再次将精神病院的强制医疗问题放在媒体的聚焦灯下。

　　此前，精神病院介入家庭纠纷的案例已不在少数。2005年，广州千万富翁何锦荣被妻子送进精神病医院治疗30天；2006年，重庆江津姑娘小玫和继母吵架后被同样被舅舅送进了这个机构。

　　精神病院同样介入了官民纠纷。影响最大的是2008年，山东新泰农民孙法武赴京上访，被镇政府送进精神病院20余日，签下不再上访的保证书后被放出。

　　在这些案例中，被强制治疗的人均称自己没有精神病，是正常人。

　　“异类”的圈子？

　　1898年，美国人约翰·克尔在广州创立了“芳村惠爱医癫院”。这是中国第一家精神病院。此前，这个古老的帝国没有专为精神病人服务的机构。关于疯癫的认识，人们只是认为受邪气、冤孽所致。

　　约翰是基督教长老会的牧师。他坚信精神病人是上帝的罪人，理应受到惩罚。其中最常用的办法是捆绑或鞭笞精神病人。基督教的驱魔思想与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不谋而合，这仿佛是人类初期对于疯癫的一致态度。

　　时至今日，在中国的农村，这种做法依然屡见不鲜。

　　欧洲对于疯癫的态度借鉴于麻风病。把麻风病人隔离起来，并在十字军东征结束后切断了东方病源。麻风病退隐后，但附着于麻疯病人形象上的价值观和意象，排斥麻疯病人的意义影响深远。

　　这致使对于疯癫的态度必须首先划入一个圈子，然后才能加以排斥。

　　2008年，《凤凰周刊》在湖南省调查一个精神病患者的死亡时，也意外发现了中国部分精神病患者生存状况与此类似——“先是被家庭当累赘，抛弃到社会；继而被一些地方政府当影响市容市貌的垃圾驱赶，相互抛弃永不停止。”

　　精神病院把社会的“异类”圈在一起。却又使得高墙外的正常人对精神病人心怀恐惧、厌烦、回避。

　　2006年，重庆江津姑娘小玫被强行送进精神病医院后，医院随即诊断其为精神分裂症和有人格障碍，并进行5天的强制治疗。自认为没病的小玫为此奔波两年，希望寻求权威鉴定证明自己没病。小玫称，她就是为了让医院更改患有精神病这一结论，让自己回到正常人圈子中来。

　　邹宜均也称，“我不想顶着一个莫须有的‘精神病人’名声过一辈子”。

　　谁有权宣判“精神病”？

　　根据中国卫生部疾控中心2009年初的统计，中国有心理问题和精神疾病的人口总数超过1亿，其中千分之五属于重症精神病患者，但70%的重症精神病患者长期得不到正规的系统的治疗，他们或者被锁在家里，或者流浪街头。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孙东东一再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强调，社会对精神病的理解普遍存在误区。“不是蓬头垢面，胡打胡闹的人才是精神病。实际上有相当多的精神病，他只要不涉及精神症状，别的都正常”。

　　那么，对这些“别的都正常”的精神病人，如果他自己不承认自己有病，究竟谁有权宣判他是“精神病”？

　　《中国青年报》2007年10月31日报道，因为反映家庭暴力而被诊断为精神病人的江帆，7年后才见到改变自己命运的司法鉴定书。而最初对她做出精神病鉴定的，却是开封市有关领导的一则指示，该指示并载入了市委办公室的红头文件。《新京报》则报道了另一个极端的例子：2008年，山东新泰农民孙法武赴京上访时，被镇政府送进精神病院20余日，签下不再上访的保证书后被放出。其主治医生后来接受采访时说，镇政府带来鉴定书，只能按精神病治。

　　而在邹宜均被强制送往广州白云心理医院的第三天，《南方都市报》报道此时之后，广州白云心理医院开始感受到压力，要求家人接她出院。收治重庆江津姑娘小玫的精神病院在当地法院的调节下，最终修改了当初的精神鉴定，称小玫没有精神病——精神病院的社会处境，可见一斑。

　　西南政法大学研究司法精神医学的何恬副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介绍，英国的《精神卫生法》规定，正在发病的精神病人，如果没有危害，他不愿意接受治疗，不可以强制。中国没有这样的硬性规定，刑法里只是模糊规定了在必要的时候政府可以实施强制医疗，但究竟什么时候是“必要”，并不明确，由是带来收治上的一系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