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视点：公务开支 需要清单

    央视网消息(新闻周刊)：

　　是出国考察还是旅游观光，还是很多出国考察本身就是旅游观光？这话听起来有点绕，但它的确是一个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问题。本周，网络上所传播着的两个地方政府部门出国考察团的花费清单，向公众揭示了一个在某些系统内早已司空见惯、视而不见的黑洞。关于浙江温州和江西新余两个公务员出国考察团，他们到底是公务考察还是公款旅游，两个被网络曝光的事件都相继得到了当地政府的确认或者说是部分确认。公务考察团是真的，甚至还有一些主要的领导带队，但是，考察的内容就不太好说了。《新闻周刊》本周视点，让我们一起先来看看两个有些奢侈的公务考察团。

　　一个是"江西新余人力资源考察团"，一个是"温州赴美培训团"，一个出国14天，11人花掉了33万，一个23人出国21天花费超过64万。本周，有关部门的初步调查，证明之前在网络上流传的这两个考察团出国清单所反应的情况基本属实。11月29日，江西省纪委首先做出回应，指出新余市这个所谓的人力资源考察团，是一起典型的借公务出国之名、变相公费旅游的违纪案件，决定给予3名官员免职、停职处分。而在12月4日，温州市委也对四名相关责任人分别处以党内严重警告和党内警告处分。

　　两个地方政府的公务考察团，加在一起34个人，花费金额近百万，而他们的行程也大致相同，美国、加拿大，夏威夷、洛杉矶、赌城拉斯维加斯，作为国家公务人员，花费着普通纳税人的钱，的确应该好好反思一下，他们的这次出国，到底考察了什么？

　　《中青报》叶铁桥：我在新余的时候，有一个官员就告诉我，他说是这批人倒霉，要是你捡到的是另外一个地方的材料的话，也许你就不会来我们这儿了。其实他们那块还是把这个事儿当做一个，等于说还是大家都是一个心照不宣的一个公开的秘密，

　　据叶铁桥的调查，在11月之前，通过江西省有关部门组织的出国考察活动，在江西新余至少还有20批次。而在温州，记者郭晶晶也调查了解到当地纪委曾一个月制止了不符合规定的党政机关外出考察组团99批次，涉及资金300多万。

　　国内某旅行社 业内人士：公务团80%差不多都是有旅游在里边，他一开始报批的时候他会是一个行程，这个行程是公务活动很多的，到时候一批下来以后，有的行程就会有一些调整了，很多景点就会加进来。

　　以江西的这个公务考察团为例，他们上报的考察内容是：人力资源和政府人事管理制度；参观财税公务人员、劳动力市场培训机构；借鉴政府在扶持人才技能培训和新型产业优秀人才培训选拔方面的经验。可以说，这三个方面对当下的中国的确非常重要，但可惜的是，没有人在意自己的职责。

　　美国某旅行社 业内人士：很多从事导游业务的，原来只是作为导游、开车，也纷纷成立了自己的旅行接待公司来接待越来越多的中国访美的公务团。有的团会主动提出说我们尽量安排，少安排这种公务访问活动，多安排旅游活动，更有的旅行团，他会原计划的安排的公务接待活动会全盘推消，甚至会不参加这种会议，然后节省时间来去旅游。

　　本周，温州市委虽然对考察团四名责任人作出了处理，但是并没有详细公布该考察团在国外考察期间的具体行程和调查细节。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网络曝光清单显示，温州考察团在拉斯维加斯住的是700美元一晚的酒店，但是这家酒店在新年期间最贵也只有185美元，剩下的巨额差价，到底用在了什么地方？温州市委市政府对这个考察团的调查还应该进行下去。

　　《成都商报》 郭晶晶：当时我们采访的时候，当地有一些地方就反映说温州有一些比较富裕的局，就是因为怕部门查账，就不敢随便发钱，就把这种外出考察作为公务员的一种福利，让大家每年就轮流去，其实像这种事情都是人人心知肚明的一种潜规则。

　　在中国，借出国考察之名变相旅游，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看看媒体以前的报道，不久前，温州刚刚发生了一个名叫杨湘洪的区委书记借出国考察之机滞留不归的事件，2006年11月，安徽省检察院的一个考察团到芬兰"学习考察"，因伪造邀请函被遣返回国。据不完全统计，平均每年从中国各地到南非访问的就有200多个"公务团"，这些公务团一般由5～6人组成，平均每人的花费约5万～6万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中国公务团"一年在南非至少就要花费公款5000万。而这些形形色色的各类公务人员，他们的公款出境活动，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的公务活动？有关部门，是不是也应该向全体公众提供一个详细的清单。

　　主持人：根据我们的了解，一个地级市每年组织的各类公款出国活动可以有上百个批次，而且名目五花八门："指标内"的，可以出访的名义有考察、学习、培训，如果指标不够，还可以用招商引资、商务考察、对口交流等名义组团出去。于是，既要出师有名，又不能重复，所以也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现象：一些沿海城市市政部门的考察团，去美国考察的内容却是沙漠造林，重点考察的目的地是加州和内华达州的沙漠治理，而且有的旅行社还有代写考察报告的服务，您看，这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公务员的旅游市场了。而类似于温州和新余这种现象，在不少地方恐怕早已经成了合情、合理、合法的福利，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但是，对于公众来说，却不能容忍这样的现象长期存在下去，因为一次又一次的"出国考察"花得可都是纳税人的钱。公众有权利知道政府每年的公务支出到底都花在了什么地方？

　　竹立家，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2006年，他在《学习时报》发表文章，针对政府公务开支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数据。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 竹立家：2006年，我综合各方面的数字，包括公开的和一些人大代表的提案，我提出三公消费9000亿，公车消费4000亿左右，有400万辆公车，公费出国是3000亿左右，公款吃喝2000亿左右。

　　如今两年过去，虽然不断有人对9000亿提出质疑和修正，但它依然是关于政府"三公消费"被转载得最为广泛的数据。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 竹立家：现在也有一些人在纠正我的数字，说是竹教授讲公款吃喝2000亿，去年有学者纠正说是3000亿，今年还有人在纠正说是6000亿，为什么大家都说不准呢，就在于他整个关于政府花钱的体系，他不是很透明。

　　北大法学院行政法学教授 王锡锌：政府的公共开支以及各项开支所占的总开支的比重，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的话的确面临很多的困惑或者说困难，主要是因为在这些领域中，本来一些公众应当知晓的数据、信息，现在看起来存在比较严重的缺失。

　　今年5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布以后，沈阳一名律师曾向当地有关政府部门递交申请表，要求沈阳市及区县政府公开招待费等财务帐务，但并没有得到回应。而即使是专门从事行政成本研究的专家，也受困于核心数据的缺失。目前，可以公开查到的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从1978年到2006年，中国的行政支出成本从52.9亿增长到7779亿，而行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例也由4.7％一路增长到19％左右，远远高于同期的GDP和财政收入增长速度。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 竹立家：这个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你比如说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他们大约占9%左右，像日本占2.8%左右，发达国家平均占5%左右。现在我们政府对自身消费这一块这个数量太大，自身消费的速度远远大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这是令人忧虑的一种现象。

　　但是，即使是19％这样一个高比例的行政支出，也不能完全反映真实的行政成本，因为它涵盖的只是政府预算内的支出。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 竹立家：我们有好多行政支出是来源于预算外的，预算外这块收入很难统计，因为他包括好几个部分，你比如说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这一块，还有各级公共机构的行政执法性收入这一块，还有各级公共机构的国有资产租赁收入这一块，甚至包括国有企业利润这一块。

　　预算外这块资金是不透明，不公开的，比如有些人出国，他就是以考察为名，他的钱可能是从小金库拿出来的，而不是预算内资金拿出来的，所以现在可以说行政成本这一块可以说是一个黑洞，大家都看不透。

　　主持人：关于每年政府的公务支出，现在我们还很难有渠道去了解，就算是专门研究行政管理的一些专家学者，也只能从一些散落于各个公开资料中的信息进行观察，做出一个大概的分析和判断。但是不管数字是否准确，政府每年花在招待、用车，还有这些出国考察上的钱绝对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毫无疑问，为了发展，政府公务支出当中，有不少是必要的开支，也是必须的开支。但是，我们关心的是，对于庞大的政府公务支出，我们是否已经有了很好的方式去监管呢？难道只能依靠网民的曝光吗？本周，温州和新余对于违规出国的考察人员已经进行了严肃处理，显然，政府管理者是希望能够杀一儆百，促使有关部门举一反三，但毕竟，这样的事后处罚还不足以构成杜绝此类现象的长效机制。

　　事实上，为了刹住公务消费腐败之风，中央政府已经陆续出台数十个相关法规，比如推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将公务接待费用纳入预算、所有中央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会议及工作人员出差均实行"定点接待"管理等等等等；就在今年，还特别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因公出国管理的若干规定》。但是，公务消费腐败问题还是大量存在。

　　王锡锌 北京大学法学院 行政法学教授：为什么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强调对公务考察，我们要进行有效的规范、监督，但问题依然严重，我想有很多方面的原因。第一，这样一些资源，这些公共财政的资源在使用时缺乏必要的、规范化的审批程序，我们存在一些审批程序，但是这种审批程序可能是各部门自己就可以决定的，或者是各地方自己在行政系统内部就可以决定的，缺乏外部的监督和制约。第二，这些公共财政，特别是支出这一部分的使用情况并没有对社会足够的、及时的、充分的公开，因此，公众无从知晓，暗箱操作，那么整个各种各样的监督规则一旦在暗箱中，很容易被规避。

　　如何才能从根本上堵住政府行政支出中的黑洞？路似乎只有一条，那就是加快推进中国的财政体制改革。

　　竹立家 国家行政学院 公共行政教授：我相信在未来几年内，财政体制改革将是中国政府改革的一个重点，而且我相信也能取得非常明显的效果，为什么呢？因为财政体制他本身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王锡锌 北京大学法学院 行政法学教授：许多开支之所以不能够节省出来，本质上不是因为不能，而是因为官员不愿，如果要解决这个不愿的问题，那我想仅仅依靠官员的自律是不够的，需要引入阳光，需要让我们政府到底花了哪些钱，让民众来评判哪些钱是不应该花的，比如说公务的考察费用，公车的开支，哪些是必要的，哪些是可以缩减的。

　　"让政府的财政更加透明"，"引入更加严格的审查机制"，惟有如此，中国财政体制的改革才能真正提速。如今，意在控制公务消费腐败的公务卡改革正在160多个中央预算部门和全国多个省市加紧推行。按照制度的设计，今后，公务员的差旅、会议、招待等费用都将使用公务卡结算，每个公务员手中都会持有2万到5万元不等的公务卡消费授信额度。

　　竹立家 国家行政学院 公共行政教授：下一步中国政府改革的一个关键环节，我个人认为就是政府公开透明，最关键的透明的就是公共财政与预算透明。

　　从刚刚开始的灾区重建到一场仍在升级的金融危机，巨大的资金需求正在严峻考验着中国政府管理财政的能力。而就在减税、减息、扩大投资等等一份份刺激经济的计划紧锣密鼓出台的同时，人们也同样期望看到的是，一份政府行政支出的瘦身计划！

　　王锡锌 北京大学法学院 行政法学教授：在财政体制改革方面，当我们面临一些比较现实的问题，因为经济形势这样一种实际的困难，我们财政收入在绝对总量上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假如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时候，在财政支出上进一步的突出对民生的关注，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样一个，这样一种所谓应对危机的过程当做一个获取重大机会的过程，它也是一个机遇。

　　主持人：今年，对于中国的财政来说，毫无疑问是充满了挑战的一年。先是冰雪灾害和震后重建所带来的巨大的资金压力，而如今，又必须积极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为庞大的刺激经济计划提供资金保证。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如何做好节约，杜绝官员肆意从财政支出的灰色地带合法的渔利，管住那些伸向公共财政支出的大手，这样的要求恐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更加迫切。但愿当下这个特殊的时刻，我们既能度过难关，又能作为改革的良机。我们需要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同时我们也需要一个高效、廉价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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