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今看昔日“红色第一村”大寨三变

　　新华网太原１１月２６日电 题：今看昔日“红色第一村”大寨三变

　　新华社记者邹伟

　　初冬的大寨已透出丝丝寒意，老劳模宋立英的脸上却写满温暖，她说自己这几天特别高兴，因为时值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当年的许多知青纷纷回访大寨，还特地来看望她这位７８岁的大寨“活化石”。

　　“当年的小姑娘、小伙子们都老啦，他们还像当年一样来我家坐坐，拉着我唠家常，听我给他们讲大寨这些年翻天覆地的变化。”宋立英笑言。

　　老人所说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记者在大寨也真真切切感受到了。

　　生活之变：当代农村变迁缩影

　　“这三十年来，大寨的变化可以算是中国当代农村的一个缩影。”昔阳县的干部这样告诉记者。

　　真正走进大寨，对这句话的体味才更加深刻。

　　大寨并不大，花上半天便可走遍全村；大寨人也不多，总共５００来口。走进村口，店铺、饭馆林立，村民们衣着时尚，笑迎宾客；远望当年的八百亩“海绵田”，已有一半以上退耕还林；平坦干净的柏油路，直达虎头山森林公园；蓝天、绿树、碧水，环抱着一片片梯田，走在其间心旷神怡；山下，数十栋粉色二层小楼比邻而立，在阳光下甚是好看。

　　走近其中一栋，院外停着小汽车，进屋一看，电视机、音响、电脑样样俱全。户主贾春云说，他现在跑运输，爱人在森林公园上班，加起来一年有六七万元收入，两个孩子在村里上学，“日子过得挺舒心”。

　　他告诉记者，在大寨像他家这种生活水平的比比皆是，“２００７年，咱大寨的人均收入超过了７０００元。”

　　大寨的福利很好。村里有小学、中学，学杂费全免，谁家孩子考上大学，费用由村里负担；６０岁以上的老人都有养老金；逢年过节，每家都能领到米、面及过节费……还有５０套单元房正在修建之中，将以每套６．５万元的价格提供给村民。

　　在大寨，记者见到了郭凤莲。这位年过六旬的女当家人，烫着头发，穿着款式时尚的毛衣。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她以战天斗地的“铁姑娘”形象闻名全国，改革开放后，又带领大寨成为新时期的领头人。

　　她说，大寨这些年的变化无处不在：以前村民们住窑洞，睡炕头，现在基本都住进了楼房；当年吃野菜、玉米糊，现在白面、大米、鲜菜、肉顿顿换样；当年穿土布、麻衣，现在的大寨人穿衣讲究，女同志化妆，男同志穿西装……

　　她特别介绍，大寨的森林面积比重原先是１０％，现在这一数字变成了６０％，空气清新，处处洁净，“在这里穿白衣服，两三天都不会脏。”

　　生产之变：农业占比从９５％到５％的背后

　　郭凤莲说，大寨能建设成今天这样，主要得益于经济实力的壮大；而在这一壮大过程中，经济结构调整的脉络清晰地贯穿始终。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确实是不变就死，变才能活。”村里老人回忆说，１９８３年大寨彻底完成了包产到户。此时，距离小岗村的农民在“秘密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已晚了５个年头。

　　转型之路漫长且艰难。改革之初，大寨仍以农业为主，其比重占到９５％以上。上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大寨开始发展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经济渐次出现。但与全国经济飞速发展相比，大寨仍驶在慢车道。９０年代初，由于缺乏长远规划，个体经济规模小，大寨出现“破产潮”，除了“吃资源”的煤矿，其余产业一片萧条。

　　“大寨真正发生大变化，还是郭书记回来以后。”村民们这样说。

　　１９９１年１１月，“铁姑娘”郭凤莲重回大寨任党支书。她带着１４０名村民，开始了大寨人的“洗脑”征程。在各地改革开放的深深触动下，“发展商品经济、非农兴村”的变革思路得以确立。次年，“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成立，郭凤莲出任总经理，重点发展物流、旅游、农产品加工等多个支柱产业。

　　从那时起，“大寨羊毛衫厂”“大寨中策水泥厂”“大寨酒业有限公司”等企业陆续成立；以“大寨”命名的产品也不断涌现，包括核桃露、面粉、醋、杂粮等；建在阳泉的煤运站，现已是大寨最赚钱的一个产业。

　　大寨的总产值由此实现“三级跳”：１９９２年，３２７万元；１９９７年，４７９６万元；２００７年，１．２７亿元，这已超过１９８２年６００倍，而其中农业的贡献比重只有５％不到。

　　“集体经济强了，村里的福利都从这里头出，乡亲们都沾光。”村干部李巧莲说。

　　她说，现在土地虽已分给群众，但仍由集体统一耕种，农户仅负责简单的管理和收割。“集体给农民‘松了绑’，９０％以上的劳力或去工厂，或搞副业，有时间从土地之外挣钱，收入自然也不断增加。”

　　观念之变：越改革，越开放

　　在大寨，记者遇到了许多回访的老知青。他们说，改革开放以来大寨的变化主要有三：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生态环境的根本好转；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归根结底还得说大寨人思想观念的巨大转变。”来自北京的老知青柏莉说，她以前的感触是山西的娃娃离不开妈，大寨人走不出去，“但这次回来感觉到村民的见识都十分广阔，谈吐不凡。”

　　在探访宋立英时，她正在自家的纪念品商店里签名售书。“要是搁在三十年前，要我开这商店，思想肯定转不过弯来，集体经济好好的，干嘛要搞个体？这是不是资本主义？”宋立英说。

　　“后来，搞个体的都富啦，集体也有了钱，给乡亲们的福利很好，看到这些我也想通了。以前是别人学大寨，现在我们也要学别人，学全国那些有名的村子，搞改革开放，大寨不能落在后头。”

　　走在村里，记者看到，当年的窑洞大部分被改造为“窑洞饭店”或纪念品商店，而这也成了一大卖点。许多游客还特意住进窑洞，吃顿饭，睡炕头，买一些纪念品。这一项，每年就能给大寨人带来数百万元的收入。

　　让记者感受到大寨之开放的，还不止于此。

　　在大寨展览馆参观时，２４岁的讲解员赵明明告诉记者，像他这样土生土长的大寨孩子，大部分早都走出去了，“只要有机会，我还要出去深造，见世面、学本事！”

　　在参观有“大寨二村”之称的井沟村时，郭凤莲告诉记者，大寨不仅在探索如何自我建设得更好，也在思考如何把自身经验传给兄弟村；同时，还要继续学习先进的理念和做法。问起大寨的众多企业，她说，现在效益好的主要是小煤矿、森林公园和煤运站，“有些最早办的厂子已经不行了，市场在变，企业也要掉头，这是市场规律。”

　　采访村民们时，忆及“红色第一村”的岁月，他们说，过去的经验是苦干加蛮干，对人改造自然的能力过于自信，建设代价太大，对人身体的伤害也太大；现在艰苦奋斗的“法宝”不能丢，更要尊重科学，从实际出发。“大寨在过去是农村建设的领头羊，现在搞社会主义新农村，大寨也要走在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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