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奉告"到巧妙答对―奥运推进中新闻发言人制度

　　新华网北京８月７日电（记者 张崇防　李惠子）在发表了简短的介绍之后，中国资深的外交家吴建民表示愿意回答记者的提问。台下记者不断举手抢问，一场舌战随之展开。

　　在北京奥运会开幕的头一天，这位前驻法国大使应邀就“国际关系与构建和谐世界”向２００８北京国际新闻中心的境内外记者举行吹风会。连日来在新闻发布会上少言寡语的西方记者不失时机地抛出达尔富尔、津巴布韦局势等敏感问题。

　　“你刚才的提问给我一个印象，好像你认为这个世界应当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谁有不同看法就是不对的。这大概不行。”现在外交学院教授的吴建民这样回应向他“开火”的美国记者。

　　同吴建民一样，过去一月中，已有超过１００位发言人坐在这里面对境内外记者的提问。自７月８日正式运行以来，新闻中心先后举行了近５０场新闻发布会，奥运交通保障、奥运期间的空气质量等成为中外记者关注的焦点。

　　“你怎样说服外国运动员不用戴口罩或防毒面具来进行比赛？”“请告知区分污染天和阴天的有效方法。”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在座记者连珠炮似地发问。

　　面对记者近乎责难的提问，发言人在列举了一系列数字后善意地提醒说：“运动员携带口罩来京只会给自己的行李增重”。

　　针对美联社记者发出的“潮湿的天气影响拍摄照片的质量”的抱怨，发言人正言以告：“我们不赞成用照片评价空气质量。作为一种视觉产品，照片不反应空气质量的本质特征。” 美国《基督教箴言报》记者彼得?福特认为，新闻发言人对有关问题的解释是有说服力的。

　　曾两次参与北京申奥的著名主持人杨澜在她的一篇博客中回忆道：中国１５年前第一次申奥时，一些官员缺乏应对国际媒体的经验，在记者招待会上遇到尖锐问题时，竟然以“咱们会后再交换意见”作答。

　　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诞生于１９８２年，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首次以新闻发言人身份面对媒体，就中苏关系发布消息，但在场记者不得提问。１９８３年３月１日，时任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齐怀远作为中国第一位正式的新闻发言人站在了外国记者的面前。

　　２００３年的“非典”疫情被认为是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发展的一次强有力推进。当年９月，来自教育部、国家环保总局、卫生部等６６个部委的１００多名新闻发言人在北京顺义的一家宾馆参加了为期５天的培训学习，他们被称作中国新闻发言人的“黄埔一期”。

　　２００６年４月５日颁布并于今年５月１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被认为是对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又一次推进。

　　目前，中国基本建立了一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务院各部委、地方省市（含省会市）的三级新闻发言人制度。国务院近７０个部门设立了８０多位新闻发言人，全国有２７个省区市建立了这项制度。中纪委、中组部、统战部、对外联络部、文献研究室、党史研究室、国防部等看似神秘的部门也都设立了新闻发言人。

　　今年１月，中国首次以“国防部成立新闻事务局”的名义发布新闻。５月１８日，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首次亮相，向中外记者介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抗震救灾的情况。８月１日，国防部首次还在作战部队营地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刘建超介绍说，中国外交部已多年没用过“无可奉告”这个词了。他说，“无可奉告”不是不能用，但要尽量少用或者不用。作为发言人，有责任向公众和媒体提供信息，要尽可能地向媒体提供信息。

　　“我们请来的新闻发言人很少再念文件，而是把它们转换成媒体语言表达。他们熟悉本领域的情况，有的还当过记者，能找准媒体的关注点，力图找到最合适的表达方式来与媒体沟通。”新闻中心副主任祝寿臣告诉记者。

　　“我们一再要求发言人压缩内容介绍，以留出更多时间回答记者提问。”祝寿臣说，新闻发布会通常原定为１个小时，最后通常都会延长至１个半小时。

　　新闻发言人不再害怕提问，甚至还能妙语连珠。他们在介绍情况时更多称“中国”而不是“我国”，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也兼顾翻译。

　　“奥运会让中国多举行更多的记者招待会、发布会，这是中国进一步开放的表现。”吴建民说，外界比以往更渴望了解中国，因为，中国发生的事情对世界有足够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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