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同志们:
我叫王敏,是陕西省宁强县黄坝驿九年制学校的教师,兼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5月12日,地震袭来的时候,我正在去往教学楼的路上。突然,我感到脚下轻微震颤,夹杂着低沉的轰鸣声。眨眼间,地面由上下震动变成左右摇晃,幅度越来越大,轰隆隆的声响不绝于耳。我站立不稳,头晕目眩。“不好,地震了!赶紧到操场上去!”我本能地一边大声呼喊,一边跌跌撞撞地朝教学楼方向奔去。
此时,教学楼的情况已经非常危急。剧烈的摇晃使楼顶的瓦片纷纷坠落,哗哗作响,有的地方有如雨点般飞落而下,从二楼到一楼仅有的一段室外楼梯已被堵住。在二楼楼梯口,20多名一年级小学生吓得哇哇直哭,乱作一团,大声喊着:“老师,老师!”
我用胳膊护住头,不顾一切冲向楼梯,奔上二楼,跑到孩子们面前。“别怕!快!跟着老师,顺墙角下!”我大声喊着。惊恐的孩子们在我的引领下,沿着墙角,迅速往楼下跑去。我顺手抱起两个身边的孩子,带着他们跑出了危机四伏的教学楼。
将这些孩子带到安全地带后,没等喘口气,身后又传来一阵尖叫声。我回头一看,二楼楼梯口还有两个小女孩儿――她们已经吓呆了,缩成一团,浑身发抖。在她们身边,屋顶落下的砖瓦越来越密集,情况万分危险。
来不及多想,我再次冲进教学楼,奔到孩子面前,一手抱住一个,拖着她们往楼下跑。为了不让落下的砖瓦砸着孩子,我尽力将头和身躯向前倾斜,把两个孩子紧紧揽在怀里,用自己的背和头尽量护住她们。
跑到一楼楼梯口,眼看再有一步就要脱离险境了。就在这时,一大堆砖瓦倾泻而下,重重朝我头上、背上砸来。在倒地的一瞬间,我本能地把孩子紧紧地护在怀里。隐隐约约感到热乎乎的鲜血从头上喷涌而出,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后来,丈夫告诉我,是校长和老师们把我救了出来。当时我浑身是血,身上到处是瓦片碎石砸出的血口子。一位老师情急之下抓起一块抹布捂在我头顶的伤口上,鲜血把脏乎乎的抹布都浸透了。同事们背着我,把我送到了离学校最近的计生服务站。简单包扎后,又把我送往离学校十多公里外的县医院。就在医院全力抢救我的时候,余震发生了。医生冒着生命危险缝合我的伤口,去掉了我的几绺头发,剪掉了我额头上外翻的皮肉,清理出我鼻孔、嘴里的沙土和血块。
“那俩娃怎么样了?”同事说这是我醒来后问的最多的一句话。电话一直打不通。四个小时后终于得知我救的那两个学生只擦破了一点皮;全校四百多学生在校长和老师们的疏导下,及时撤离到了安全地带,也都没事。听了这话,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悬着的心一下子放了下来。
第二天,婆婆抱着两岁的儿子到医院来看我。一进门,看到我头上缠着绷带,儿子哇的一声就哭了,一个劲地往奶奶怀里钻,好久也不肯叫妈妈。我拉着儿子的手说:“妈妈生病了,等妈妈好了,咱们就回家”。儿子说“有地震,不回,不回。”听了儿子的话,我心里一阵酸楚。地震发生时,他就在离学校不远的保姆家。听保姆说,地震时儿子受了惊吓,哭着闹着,不停地叫:“妈妈,我要妈妈。”
几天后,医生拆掉了我头上的绷带,天真可爱的儿子用他嫩嫩的小手轻轻抚摸我满脸的血痂,小声对我说:“妈妈,去洗脸,洗洗脸就好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儿子,也不知道我的脸成了什么样子。地震顷刻间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手边连一面小镜子也找不到。在丈夫扶我换药的途中,我对着医院大门的玻璃,第一次看到了自己受伤后的脸,我难过地捂住了眼睛,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说句心里话,和所有女同胞一样,我也爱美,从心底里讨厌这难看的疤痕。但是,当我想到自己救出的学生可以甜蜜地依偎在父母怀里,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地长大时,我便觉得这疤痕算不了什么,我能够坦然面对。
治疗的那段时间里,对外界的灾情了解很少。等我能看到电视节目时,我被惊呆了,地震让我们的国家遭了多么大的一个灾呀!
今天我带着额头上这浅浅的伤疤,平平安安地站在这里,但又有多少灾区的老师再也不能登上他们心爱的讲台,再也不能与亲人团聚欢笑。特别是在四川重灾区,无数英雄老师为了抢救学生英勇牺牲。在生死关头,他们把生的希望让给了学生,把死的危险留给了自己。与他们相比,我只是受了一点伤,我只是做了一个教师应该做的事,党和人民却给了我这么多关爱和荣誉,我深深感到不安和惭愧。
我是一个瘦弱胆小的人,在家里提一桶水都吃力,白天一个人也不敢在山林里走路。地震那一刻,是学生一声声 “老师,老师”的呼喊,唤起了我的勇气,给了我力量,让我一下子冲进随时可能垮塌的教学楼,一手抱着一个孩子冲了出来。这力量更来源于女人天生的母爱,来源于长期与孩子们朝夕相处的师生感情,来源于教师职业赋予我的神圣职责。“老师,老师”,这神圣的称号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让我对教师职业的内涵有了刻骨铭心的感受和理解:忠诚事业,热爱学生,教书育人,勇于奉献,这就是我无悔的选择,这就是我永远的职责!
谢谢大家!
责编:唐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