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抗震救灾医疗队刁冬梅：白衣战士托起生命的希望

    各位领导、同志们：

    我叫刁冬梅，是广东赴四川抗震救灾医疗队的队员。

    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的消息震惊广东。5月13日晚上，我们第一批广东医疗队飞赴成都抗震救灾。

    按照卫生部的命令，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去汶川映秀镇！

    过了都江堰以后，交通受阻，通讯中断，必须急行军。我们只带了两天的干粮，尽量多带药品，最重的大药箱有50多斤。一路上险象环生，左边是峭壁，右边是岷江，最难走的地段，我们只能把药箱顶在头上，贴着峭壁慢慢摸索。一个队友脚下一滑，差点掉下江去，可他的手还死死抓住药箱。

    3个多小时里，我们手脚并用，艰难地往前挪，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赶快到映秀，救人！ 救人！到了映秀镇，眼前的惨像使我们震撼：漩口中学前的坝子上躺满了伤员，有的头部流血，有的多处骨折，有的甚至奄奄一息，痛苦的呻吟此起彼伏……

    生命在呼唤，我们立即展开紧急救治，包扎、输液、上石膏、做手术，经过大家连续奋战，赢得了救治的黄金时间。

    一天，我们接到紧急通知，匆匆赶去映电公司办公楼的废墟，抢救幸存者虞锦华，她被困在坍塌的楼梯和横梁之间的狭小空间里，已经150个小时。骨科专家杨欣建戴着头灯费劲地钻进去，立刻惊呆了：那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一双眼睛，六天六夜过去了，虞锦华惊恐、绝望的眼神，突然充满了求生的期盼。她的双腿被巨大的横梁死死压住，膝盖以下肌肉全部坏死。要把她救出来，只有一个办法??截肢。杨医生检查完伤势，迅速爬出洞外，和队友们商定了动作要快、失血要少、力求保全生命的手术方案，接着第二次爬到小虞身边。

    “医生，能不能不锯腿？我还想走路！”虞锦华哀求说。

    杨医生心里咯噔一下，他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转移了话题：“小虞，你哪一年出生的？”“64年”，“我比你大一岁”。这时一阵灰沙尘土掉下来，外面的队友大喊：“余震了，杨医生，快出来！”情况十分危急，但杨欣建没有动，他用力握着小虞的手：“妹子，你是好样的，大哥要向你学习。听大哥一句话，咱坚持了这么久，就是为了活着，只有活着才能走路啊。”“很疼吗？”虞锦华问。“有些疼，别怕，大哥给你打麻药！你的亲人都在外面等着你呢！”虞锦华闭上眼睛，点了点头，泪水顺着眼角流下来。

    杨医生半跪着，稳稳地拿起手术刀。为了他的妹子今后能顺利安装假肢，为了他的妹子还能站起来走路，他消毒、止血，小心翼翼地切除坏死的部位，在不到两个立方的空间里，进行着他平生最艰难、最痛心的手术。50分钟，60分钟,70分钟，虞锦华终于救出来了！而耗尽体力的医生却瘫坐在废墟上。

    这一刻，我们已经不仅仅是医生和伤员的关系，而是患难与共的骨肉同胞！

    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50多支广东医疗小分队先后开进地震灾区。我们眼中流着泪，心里流着血，全身心地救治伤员，灾区群众见到我们总是说“谢谢你们，太谢谢你们了”。作为一名队员，我在为伤员换药打针的时候，常常因为他们的坚强热泪盈眶。最让人感动的是，当地粮食奇缺，老乡自己都不够吃，一位农民兄弟还送来一桶热腾腾的稀饭，硬逼着我们吃完，多好的父老乡亲啊！5月17日晚上，映秀暴雨倾盆。我们在紧张的救治中，又接到一个更艰巨的任务??

    阿坝州救灾指挥部要求我们抽调20名男医生，于18日凌晨进入灾情严重、还没有医疗队的“生命孤岛”耿达乡。

    连日来缺水缺粮、没日没夜，医疗队员已经筋疲力尽。而从耿达逃出来的老乡劝我们：那条路至少要走三天三夜，余震不断，大石头老是往下滚，你们现在去不得呀！

    又一次生死考验，又一次艰难抉择。

    队长廖新波首先报名，但指挥部不同意：你得留守指挥！

    52岁的徐如祥教授是副队长，他二话不说，挑起了领队的重担；共产党员肖建斌主动请缨：“我去！我的孩子已经16岁了，他们的孩子还小……”

    风雨交加中，一个个队员报了名，有的还悄悄写下了遗书。余振华医生给妻子的遗书中写道：“我的决定也许对不起你和我们的女儿，但是如果我不去，就更对不起我的良心……万一我回不来，你答应我，一定要好好过下去。女儿还小，你暂时别告诉她，就说，爸爸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救人去了……”

    那是一个悲壮的风雨夜，我们把唯一没有漏水的大帐篷，让给了即将出征的战友，其他人默默地躺在湿漉漉的帐篷里，彻夜难眠……

    到了耿达，大家一大早就出发爬大山，走遍17个村子，抢救伤员、搬运遗体，直到天黑了才回到山沟里的帐篷。

    十几天日夜奋战，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的徐如祥教授彻底累垮了，他高烧39度，一天拉十几次肚子，虽然大家背进去很多的感冒药、止泻药，可都给伤病员用了。有人问他当时为什么不给自己预备点药，徐教授摇摇头说：“看着那么多伤病员，谁会想着把药留给自己呀？”

    简简单单一句话，大家的眼睛湿润了。这就是我们医务人员的真情流露。

    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气炎热，垃圾堆积，许多遇难者遗体等着安葬，大量动物尸体腐烂发臭，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味道。“大灾之后防大疫”的问题迫在眉睫，一批批卫生防疫小分队赶到灾区。大家天天背着几十斤重的喷雾器，在废墟上消毒、处理遗体，甚至建垃圾站、挖厕所。彭志强博士和队友花了一整天时间，在河滩地上挖了两道一米多深的壕沟，外面围上帆布。这样的厕所，在震后的南坝镇很实用，大家管它叫“博士厕所”。一天，防疫小分队到龙坝乡藏族同胞聚居的瓜苏村，进行全面消杀，忙了整整一天。当大家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下山时，发现全村的男女老少在绵绵细雨中，等候在村口为大家送行，捧着圣洁的哈达，端着刚开封的青稞酒，老族长动情地说：“感谢你们帮我们赶走了病魔，带来了吉祥，我们留不住你们，请你们多喝几杯酒，扎西德勒！”大家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心里却在呼喊：请放心，我们一定要让你们健健康康地生活！

    这段经历让我们终生难忘，面对病魔和灾难，职责令我们必须如此。因为我们知道：在老百姓眼里，我们就是生命的希望；在抗震救灾的战场上，我们的名字叫“白衣战士”。

    各位领导、同志们：

    我叫刁冬梅，是广东赴四川抗震救灾医疗队的队员。

    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的消息震惊广东。5月13日晚上，我们第一批广东医疗队飞赴成都抗震救灾。

    按照卫生部的命令，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去汶川映秀镇！

    过了都江堰以后，交通受阻，通讯中断，必须急行军。我们只带了两天的干粮，尽量多带药品，最重的大药箱有50多斤。一路上险象环生，左边是峭壁，右边是岷江，最难走的地段，我们只能把药箱顶在头上，贴着峭壁慢慢摸索。一个队友脚下一滑，差点掉下江去，可他的手还死死抓住药箱。

    3个多小时里，我们手脚并用，艰难地往前挪，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赶快到映秀，救人！ 救人！到了映秀镇，眼前的惨像使我们震撼：漩口中学前的坝子上躺满了伤员，有的头部流血，有的多处骨折，有的甚至奄奄一息，痛苦的呻吟此起彼伏……

    生命在呼唤，我们立即展开紧急救治，包扎、输液、上石膏、做手术，经过大家连续奋战，赢得了救治的黄金时间。

    一天，我们接到紧急通知，匆匆赶去映电公司办公楼的废墟，抢救幸存者虞锦华，她被困在坍塌的楼梯和横梁之间的狭小空间里，已经150个小时。骨科专家杨欣建戴着头灯费劲地钻进去，立刻惊呆了：那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一双眼睛，六天六夜过去了，虞锦华惊恐、绝望的眼神，突然充满了求生的期盼。她的双腿被巨大的横梁死死压住，膝盖以下肌肉全部坏死。要把她救出来，只有一个办法??截肢。杨医生检查完伤势，迅速爬出洞外，和队友们商定了动作要快、失血要少、力求保全生命的手术方案，接着第二次爬到小虞身边。

    “医生，能不能不锯腿？我还想走路！”虞锦华哀求说。

    杨医生心里咯噔一下，他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转移了话题：“小虞，你哪一年出生的？”“64年”，“我比你大一岁”。这时一阵灰沙尘土掉下来，外面的队友大喊：“余震了，杨医生，快出来！”情况十分危急，但杨欣建没有动，他用力握着小虞的手：“妹子，你是好样的，大哥要向你学习。听大哥一句话，咱坚持了这么久，就是为了活着，只有活着才能走路啊。”“很疼吗？”虞锦华问。“有些疼，别怕，大哥给你打麻药！你的亲人都在外面等着你呢！”虞锦华闭上眼睛，点了点头，泪水顺着眼角流下来。

    杨医生半跪着，稳稳地拿起手术刀。为了他的妹子今后能顺利安装假肢，为了他的妹子还能站起来走路，他消毒、止血，小心翼翼地切除坏死的部位，在不到两个立方的空间里，进行着他平生最艰难、最痛心的手术。50分钟，60分钟,70分钟，虞锦华终于救出来了！而耗尽体力的医生却瘫坐在废墟上。

    这一刻，我们已经不仅仅是医生和伤员的关系，而是患难与共的骨肉同胞！

    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50多支广东医疗小分队先后开进地震灾区。我们眼中流着泪，心里流着血，全身心地救治伤员，灾区群众见到我们总是说“谢谢你们，太谢谢你们了”。作为一名队员，我在为伤员换药打针的时候，常常因为他们的坚强热泪盈眶。最让人感动的是，当地粮食奇缺，老乡自己都不够吃，一位农民兄弟还送来一桶热腾腾的稀饭，硬逼着我们吃完，多好的父老乡亲啊！5月17日晚上，映秀暴雨倾盆。我们在紧张的救治中，又接到一个更艰巨的任务??

    阿坝州救灾指挥部要求我们抽调20名男医生，于18日凌晨进入灾情严重、还没有医疗队的“生命孤岛”耿达乡。

    连日来缺水缺粮、没日没夜，医疗队员已经筋疲力尽。而从耿达逃出来的老乡劝我们：那条路至少要走三天三夜，余震不断，大石头老是往下滚，你们现在去不得呀！

    又一次生死考验，又一次艰难抉择。

    队长廖新波首先报名，但指挥部不同意：你得留守指挥！

    52岁的徐如祥教授是副队长，他二话不说，挑起了领队的重担；共产党员肖建斌主动请缨：“我去！我的孩子已经16岁了，他们的孩子还小……”

    风雨交加中，一个个队员报了名，有的还悄悄写下了遗书。余振华医生给妻子的遗书中写道：“我的决定也许对不起你和我们的女儿，但是如果我不去，就更对不起我的良心……万一我回不来，你答应我，一定要好好过下去。女儿还小，你暂时别告诉她，就说，爸爸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救人去了……”

    那是一个悲壮的风雨夜，我们把唯一没有漏水的大帐篷，让给了即将出征的战友，其他人默默地躺在湿漉漉的帐篷里，彻夜难眠……

    到了耿达，大家一大早就出发爬大山，走遍17个村子，抢救伤员、搬运遗体，直到天黑了才回到山沟里的帐篷。

    十几天日夜奋战，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的徐如祥教授彻底累垮了，他高烧39度，一天拉十几次肚子，虽然大家背进去很多的感冒药、止泻药，可都给伤病员用了。有人问他当时为什么不给自己预备点药，徐教授摇摇头说：“看着那么多伤病员，谁会想着把药留给自己呀？”

    简简单单一句话，大家的眼睛湿润了。这就是我们医务人员的真情流露。

    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气炎热，垃圾堆积，许多遇难者遗体等着安葬，大量动物尸体腐烂发臭，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味道。“大灾之后防大疫”的问题迫在眉睫，一批批卫生防疫小分队赶到灾区。大家天天背着几十斤重的喷雾器，在废墟上消毒、处理遗体，甚至建垃圾站、挖厕所。彭志强博士和队友花了一整天时间，在河滩地上挖了两道一米多深的壕沟，外面围上帆布。这样的厕所，在震后的南坝镇很实用，大家管它叫“博士厕所”。一天，防疫小分队到龙坝乡藏族同胞聚居的瓜苏村，进行全面消杀，忙了整整一天。当大家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下山时，发现全村的男女老少在绵绵细雨中，等候在村口为大家送行，捧着圣洁的哈达，端着刚开封的青稞酒，老族长动情地说：“感谢你们帮我们赶走了病魔，带来了吉祥，我们留不住你们，请你们多喝几杯酒，扎西德勒！”大家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心里却在呼喊：请放心，我们一定要让你们健健康康地生活！

    这段经历让我们终生难忘，面对病魔和灾难，职责令我们必须如此。因为我们知道：在老百姓眼里，我们就是生命的希望；在抗震救灾的战场上，我们的名字叫“白衣战士”。

    谢谢大家！

责编：唐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