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本职践行先进性要求 以实际行动为党旗增辉

    央视网消息：5月9日下午，北京大学芍园正大国际会议中心不时传出阵阵热烈的掌声。“全国道德模范在京巡讲――与青年话成长”北京大学报告会正在这里举行。这场报告会已经是第三场活动，邀请了全国敬业奉献模范许振超、李素芝参加。

“全国道德模范在京巡讲――与青年话成长”北京大学报告会

    以下是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总医院院长李素芝演讲稿全文：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

    首先，非常感谢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共青团中央和国家教育部给我这个机会，向大家汇报我在党和部队教育培养下，成长进步的历程和体会，感到非常荣幸。

    我是1970年12月入伍，1976年7月毕业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同年12月自愿申请进藏工作，现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总医院院长。

    大学毕业后，我被留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普通外科工作。一次，我主管了一名患短肠综合症的西藏边防军人，由于没有及时医治，大部分小肠被切除，导致严重营养不良，到医院时已经瘦得皮包骨头。特别是他那张被高原打下深深烙印的紫红色的脸、一双指甲凹陷的手、一个比正常人大的多的心脏和傻得可爱的样子，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他给我讲了很多关于西藏和西藏军人的事情，说西藏是个很高很苦的地方，空气中的氧含量不足上海的60%，因为医疗条件落后、交通十分不便，边防官兵和藏族同胞的生命与健康随时受到各种疾病的威胁，不少人生病后由于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就病逝了。边防军人的那番话，始终在我的脑海里闪现。我想，我是沂蒙老区走出来的青年，从小受到党的哺育和家庭的熏陶。入伍后，在党和部队的培养下，我10个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被评为“学习雷锋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宁夏军区先进典型”；一年后，是部队给了我上大学的机会，在校期间又多次被评为“优秀学员”，并先后两次荣立三等功，毕业时在400多名同学当中，仅有6名学员被留校工作，我是其中之一。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党组织给我那么多荣誉，对我来讲是多么大的鼓励和鞭策啊！西藏是祖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里需要人去守卫、需要人去建设。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一个革命军人、共产党员第一位的选择。西藏最需要医生，我应该到那里去工作，来报答党、报答人民对我的恩情。

    32年前的那个冬天，经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准，我终于如愿以偿，放弃了许多人向往已久、条件优越的上海大都市，来到了遥远的西藏。经过再三请求，上级把我分到西藏某边防团卫生队工作。我爬在汽车后厢上，在风雪中颠簸了近17个小时，到团部报到时冻得话都说不出来。迎接我的是卫生队军医何启财，他是一个非常敬业的好军医，此后，他成为我朝夕相处的战友。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一次急诊竟让我永远失去了这位好战友。有一天，一位战士得了急病，我与何医生出诊救治。在返回的路上，我们坐的车翻下了悬崖。当我抱着战士爬出车厢时，发现何医生因头部撞伤已停止了呼吸。那一刻，在失声痛哭中，我明白了“为国捐躯”四个大字的份量。

    30多年前的西藏边防，因为高寒缺氧、山高路险，每年都有战友被高原病无情地夺去生命。战友们的逝去，严峻残酷的现实，使我无数次地思索人生的价值，思索一个军医、一名党员的职责和使命。我想，“老西藏”留给我们的，不光是“老西藏精神”，还有对党和人民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对边防官兵的深厚感情、对藏族同胞的鱼水深情。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挫折、误解和打击，做一个像他们那样的共产党人，成为我安心西藏工作32年的最大精神动力；战胜高原疾病、挽回同胞和战友的生命，也成为我在事业上追求的最高目标。

    随着工作时间的延长，接触患者的增多，我清醒认识到，有了报答党、报效祖国的愿望和热情，还必须具备过硬的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才能有所作为。为了提高自己的医疗技术，我从到西藏的那一天起，就把所有的假期都用在进修学习、向老师请教上，算起来到现在总共休假时间还不到半年。为学好外语，我搞了个小黑板，把每天的单词写在上面，强化记忆；当科室主任时，在科里还办起了外语学习班，营造学习氛围。几十年来，我阅读了400多部国内外医学著作和报刊杂志，整理了15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医疗技术和理论水平都得到了锻炼和提高。高原病是危害驻藏官兵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最大敌人。因此，我把攻克高原医学难关的目标定位在高原病上。我和医院高山病专家一道，对血色素超标、高原肺水肿、脑水肿等高原病防治方法进行了不懈探索和研究。为了查病情、找病因，这些年我多次翻雪山，涉冰河，跑边防，上哨所，对不同海拔地区高原病发病率，缺氧、严寒对人体器官的损害程度进行调研，对1万余例高原病发病机理进行研究，终于摸索了一整套防治高原病的有效办法，并对高原创伤特点、救治原则进行了总结、创新；组织攻关小组研制开发了“高原康”、“花虫”胶囊、“高红冲剂”、“红景天虫草露”等预防高原疾病的药品，临床使用效果明显。西藏急性高原病的发病率大幅度降低，治愈率达98.6%，我们医院医疗体系部队连续12年没有发生过一起因急性高原病死亡的病例，大大提高了西藏部队的战斗力，维护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促进了西藏地方经济特别是旅游业的发展。

    西藏是先天性心脏病的高发区。我们抽样调查2万多人，先天性心脏病患者就有60多人。1978年，我被调到西藏军区总医院工作，主管的第一个病人叫卓玛，是个18岁的藏族姑娘，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入院没几天，由于病情恶化，抢救无效，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我眼睁睁地看着她闭上眼睛，却束手无策。从那一刻起，小卓玛求生的眼神一直刻在我的脑海里。这个眼神是对生命的热切期望，是对医生的热切期盼。当白床单盖住小卓玛那双期望的眼睛时，我在心底立下誓言，为了小卓玛，为了西藏人民，在西藏高原，我一定要把手术治疗先天性心脏病这个难关攻下来。治疗先天性心脏病最有效的办法是手术，但在海拔3500米以上地区做心脏手术，不仅国内没有先例，国外也没有文献报道。一个外国专家曾经断言，在海拔3500米以上地区做心脏手术是万万不可能的。但一名医生的良知，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一份党和人民的重托，让我鼓起勇气去闯一闯这个“禁区”，去试一试，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在高原上，攻克手术治疗先天性心脏病，干起来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困难。那时候，医院条件差，住的“干打垒”，没有实验室，我就在“太平间”旁打扫了一间旧仓库做实验。实验一缺动物，二缺器材。没有实验设备，我自己掏钱买；没有临床经验，我用休假时间向老师学习。我只有一个想法，我能早一天掌握手术治疗先天性心脏病方法，病人就能早一天解除病痛。我先从动物实验开始干起。有一次，我给一条大黑狗做心脏手术，由于在狗房里守护了三天三夜，又困又累又饿，我躺在地上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狗也醒了，我刚一起身，狗就向我猛扑过来，狠狠地咬了我好几口。为了实验，我多次被狗咬伤，也多次为了讨狗食却忘了填饱自己的肚子。

    经过长达20年时间、200多次动物实验、上百次失败考验后，我们在手术治疗先天性心脏病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第一手资料，对开展人体心脏手术也有了很大把握。但正式开展人体心脏手术，最难的事情，是选择第一位手术病人。军人病员中没有现成病例，等待手术的是藏族同胞，由于知道风险很大，都不敢先做。那时，我妻子郭淑琴外孙女莹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我就同淑琴商量，先给莹莹开刀。耐心地说服家人后，我们把当时只有6岁的小莹莹从大连接到西藏。2000年11月10日，当天真活泼的莹莹躺在手术台上时，我却迟迟没有拿起那把沉重的手术刀。因为西藏高寒缺氧，正常人到高原都心慌气急，何况又在心脏上开一刀。作为高原医生，我知道这第一刀的份量！但是，为了更多藏族同胞的生命健康，我必须这样做。我想，如果手术失败，我宁负家人，也不负西藏人民；手术成功了，我好给其他病人做工作。手术整整做了一个上午，当我剪断缝合伤口的最后一根线时，在旁边一直为我擦汗的医生抱着我失声痛哭。手术成功了，那一刻，我高兴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20多年的心血终于没有白费。那一天，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作为医生，我掌握了在高原治疗先天性心脏病的手术，实现了对病人生命的承诺；作为军人，我攻下了党指给我的那个山头，履行了肩负的重大责任。

    在海拔3700米高原实施浅低温不停跳心脏手术，开创了世界先例，填补了国内空白。通过这个事情，我体会到，生命有极限，医学无“禁区”，只要有不畏艰难、勇于牺牲的精神，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近几年来，我已经为620多名心脏病患者免费做了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其中包括法乐氏四联症、大动脉转位、单心室畸型矫正术和双瓣置换手术等等，成功率达98%以上，免费金额3000多万元。近年来，在高原我们还开展了介入封堵方法治疗先天性心脏病、冠状动脉内支架植入术、腔静脉滤网植入术、器官移植、关节置换等新业务新技术，积极造福广大患者。西藏群众感谢我，广大官兵赞扬我，但我心里明白，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全院官兵集体努力的结果，是老师们正确指导帮助的结果，是有关医院大力支持的结果。让我高兴的是，手术成功了！而让我感到愧疚的是，医治这样的病痛，竟让西藏人民等了整整20年！

    1996年，我当了西藏军区总医院院长，职务变了，地位高了，但我从来没忘记自己是一名医生。随着医术的提高、职务的提升，找我治病的人也越来越多。但在对待手术病人的问题上，我始终认为：院长再大，也是医生；手术再小，也关系到患者的生命与健康。更何况，我是一名党员，在生与死的较量面前，只有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健康，没有个人的荣辱和得失！2002年3月，汽车16团新战士刘其患恶性股骨骨肉瘤需要高位截肢。想到风华正茂的战士将变为残疾人，我心情非常沉重。为此，我带领骨科有关专家查阅了大量资料，反复研究论证，终于拿出了在国内尚属首例、不用截肢但风险比较大的、全股骨全髋关节带膝关节置换术治疗方案。当时有人劝我：“别冒这个险了，万一手术失败，岂不坏了名声！”我想，个人的名声相对于战士的生命和健康实在太渺小了，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做出百分之百的努力。随后，我们成功地为他实施了手术。看到年轻战友重新站立起来，我感到无比欣慰。到目前为止，我在西藏已做过1万余例手术，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获得科技成果奖20多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主持开展的150多项新技术、新业务中，有20项创造了世界医学奇迹、36项属国内首创、86项填补了西藏高原医学空白。创造这样的数字，凭的就是对党和人民的感情，凭的就是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今年，我已经50多岁了。但是，只要高原官兵需要我、西藏人民需要我，我还会在手术台上继续站下去！

    在西藏的32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党员领导干部，我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实践着党的宗旨，把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体现到实实在在的行动之中。为了给边防官兵和人民群众防病治病，这些年来，我几乎走遍了西藏的每一个区县，走遍了驻藏部队所属连以上单位和边防线上的每一个哨所，行程40多万公里，诊治边防官兵和农牧民群众30多万人次。经常奔走在风雪路上，遇有道路蹋陷、车辆抛锚、被暴风雪围困是常有的事，一口干粮就着一把雪的露天野餐，早已成为我们的家常便饭。1998年冬天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离拉萨400多公里的某旅战士刘文灿，患急性高原心脏病，生命危在旦夕。接到消息后，我迅速带队出诊。凌晨1点，在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米拉山时，汽车突然抛锚，一时难以修复。我想，对于生病的战士来说，时间就是生命。我心急如焚，当得知有一条十公里的崎岖山路，可到达刘文灿部队时，背起急救包就迎着风雪上了路。这是一条被牦牛踩出的羊肠小道，宽不足60厘米，路边就是百丈深渊。我和医疗队的同志手拉手迎着风雪赶路。天亮到达的时候，个个都成了雪人。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不约而同直奔急救现场。经过4小时20分钟的抢救，刘文灿心律恢复正常，大家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这些年的高原行医经历，使我深切感受到，藏族群众往往是通过每个党员的具体行动来认识党的，不仅要看你怎么说，更要看你怎么做。我们为藏族群众防病治病，看似普通的工作，但增进了群众对党的信赖，维护了军政军民团结和民族团结，促进了西藏稳定。那曲地区牧民少年吉吉，误服“电瓶水”（稀硫酸）食道严重烧伤，因没有好的治疗方法和足够的医疗费用，靠喝一点点糌粑糊糊艰难地维持了3年之久。最后，连一滴水都喝不下去了。2003年送到我们医院时，15岁的孩子只有20多公斤。看着苦难的孩子，我心里特别难过，决心一定要救救这个孩子。于是，我立即组织专家会诊，最终确定了结肠代食道手术治疗这一最佳方案。经过8个小时的成功手术，经过我院医护人员长达1年的精心护理，吉吉终于得以康复。考虑到患者家庭经济困难，我们医院免去了她21万多元的医疗费用。当健康的吉吉回到藏北草原时，她阿爸主动把自家供奉的佛像取了下来，换上了党的三代领导人的画像，并激动地告诉乡亲们：“我们不敬佛爷，因为佛爷救不了吉吉！我们敬共产党、敬解放军，是他们救了吉吉的命！”1998年5月，78岁的色拉寺住持患肝硬化腹水、门脉高压病倒了，我们及时把他接到医院免费做了手术，经过医护人员精心治疗，他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出院时他拉着我的手说：“感谢共产党、感谢解放军！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我就活不到今天。从此以后，我要天天为你们念经，为你们祝福！”几年来，他每天都忘不了双手合十，许下三个弘愿虔诚祈祷：一愿共产党为国为民万世留芳！二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三愿藏汉民族团结坚如磐石！

    1997年冬天，西藏那曲地区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雪灾，6万多藏族同胞被积雪所困。灾情发生后，我奉命带医疗队赶赴受灾最严重、海拔5000多米的安多县救灾。每天踏着1米多深的积雪，连续战斗了80多个日日夜夜。一天，我们医疗队正帮牧民穷达一家往统一的救灾基地撤离，突然，穷达怀孕七个月的妻子贡桑出现了早产症状。穷达一下子慌了手脚，两个孩子也吓得哭了起来。病情就是命令。我赶紧脱下大衣铺到雪地上，让贡桑在大衣上躺下。其他几名医生也脱下大衣，把贡桑围了起来。半小时后，一个小男孩在零下20多度的雪地里安全降生了。当我把孩子递到穷达怀里时，穷达扑通一声跪在雪地上，他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抓住我的手放在额头，泣不成声地喊着：“菩萨呀！大慈大悲的活菩萨！”后来，他们给这个孩子取名为“玛米”，意思是让孩子永远记住，是金珠玛米解放军把他带到了这个世界。还有一次，是在赶往藏北救灾途中，我看见一位藏族老阿爸在雪地里艰难地走着，就跑过去把他抱上车。上车后，我发现老人穿着羊皮袄，腿上却只穿着一条单裤，冻得浑身发抖，就赶紧把我随身带的一条棉裤给他穿上。老人问我，你是共产党吧？我说，我是共产党员。老人的眼睛红了，他说，只有共产党，才会在他有两条裤子时候，送一条给需要帮助的老百姓穿。当时我震惊了。原来，在老百姓的心中，共产党的形象，竟然被理解地如此具体而又生动。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冷暖和疾苦放在心上，从此成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终生履行的诺言。

    奉公守纪、廉洁自律是每个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基本修养。随着职务的提升，特别是当了院长、当了军区领导，成为全国典型之后，赞扬的人多了，媒体的报道也多了。但我时时告诫自己，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它只能用来报答党、服务官兵、服务人民，而绝不能滥用，更不能以权谋私。我刚当院长的时候，医院环境很差，不少医务人员“身在曹营心在汉”。为彻底改变这种状况，我和大家一起头戴草帽、脚穿胶鞋，平整场地、修屋建房、植树种草。经过4年多苦战，昔日的“干打垒”营房、到处垃圾飞扬、坑坑凹凹的破旧营院，变成了如今一幢幢新楼房、一条条水泥路、一片片绿树成荫的园林式营院，广大医务人员、住院伤病员有了较好的工作、生活和休养环境。此间涉及的一些建筑工程，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也使我的党性经受了考验、得到了锻炼。那是在一项工程招投标前，当时一个老板给我送来一个红包，希望把工程承包给他。我把红包交给了医院纪委，又派人调查了这个老板所属公司的资质和信誉度。在后来的招投标中，这个老板在公平竞争下获得了承包权。当他把合格的工程移交医院并准备撤离时，找到我说：“干我们这行的，拿出去点是常有的事。你又何必那么认真呢？！”我说，那是你没有真正认识共产党！我们党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是正直无私的、是经得起考验的！

    当院长以来，我院医疗设备总价值从不到600万元，增加到1亿多元，新增医疗设备600多台；医院新建营房上万平方米，每年购买设备、药品开支上千万元，在购设备、买药品、建房子等问题上，我的原则是：不经手、不插手、不放手。每花一分钱、每买一种药、每购一件器材都坚持集中采购；每建一项工程，都采取公开招标；每用一名干部，都必须党委集体研究，没有个人说了算的现象。对纠正行业不正之风，我也深信“打铁先要自身硬”的道理，从不接受病人的礼金、礼物和吃请。患者李新建患有严重先天性心脏病，术前怕手术做不好，给我送了6000元现金，术后我把钱如数退还给了他，我说：“我们医院不兴这个。为患者治病是我们的天职！”像这样的情况很多很多。这些年来，我拒收红包6万多元。对于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我也做到了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要求。家属来队往返途中和探亲期间，很少用部队的车子；女儿一到内地上学，我就把供给关系转了出去，拿内地工资。这些年，我经受住了艰苦环境、权力金钱的考验。今天，我可以问心无愧地对党说，我没有给共产党员这称号抹黑，我没有让党交给我的手术刀沾染“病毒”。

    为党的事业牺牲奉献，是每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在藏工作32年，最让我揪心的，是失去亲人、愧欠亲情的伤痛，所以也最怕听到《常回家看看》这首歌。1999年8月，我连着接到家里几十个电话，说母亲病危，催我赶快回家。但因工作忙，我一推再推。后来，等我赶回家的时候，母亲已经去世3天了。我在母亲棂柩前跪了三天三夜，伤心地大哭了一场。三天后，当我提着行李走出家门时，突然发现送我的父亲也已经神情暗淡、步履蹒跚了。那一刻，我猛然意识到，不知道哪一天，我还有可能再次失去亲人。那天，我含着泪给父亲做了3个小时的按摩，说了大半天的话！最后，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孩子，我知道你很忙，你还是早点回去吧。家里有你妹妹们照顾。”第二天，我抹着泪，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家。谁也没想到，两个月后，父亲叫着我的小名病逝了。我和父亲的那次团聚，竟成了我们最后的诀别。我强忍着巨大的悲痛，继续投入到了工作当中。

    我的妻子郭淑琴，是当初和我一起申请进藏的同学、战友。1992年，为了照顾无人看管的女儿，她毅然放弃了自己非常钟爱的事业，转业回了大连。在她回去的3年多时间里，因为工作原因我没有回过家。有一次，我在北京开会。妻子打电话让我无论如何回家一趟，说哪怕只有半天也行。听着她带着哭腔的声音，我以为出了什么事，急忙赶了回去。可到了大连，我怎么也找不着自己的家门，只好到了她工作的单位。一见面，没等我多问，她便一把抓住我的手，拉着我到她单位的每个科室转了一圈，把我一一介绍给她的同事。她说：“这就是我的丈夫！他叫李素芝，他没有死，我们也没有离婚！他是个军人，他在西藏高原工作！”我发现，大家都用惊奇的眼光看着我。原来，在我3年多没有回家的日子里，别人竟以为她们是孤儿寡母！她，就是这样承受着一般人难以承受的社会上的压力、生活上的艰辛和精神上的孤独！看着她那十分委屈的样子，我也流泪了。

    特别是女儿楠楠，由于从小和我在一起的机会太少，从出生到大学毕业，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还不到半年，所以她长到18岁时，才终于喊出了第一声“爸爸”。为这一声“爸爸”，我等了整整18年。说实话，不是我不爱家人，不是我不心疼女儿，我也有很多调回内地工作的机会。但我不能走，我喜欢西藏的高天厚土，喜欢那里可爱可敬的官兵和纯朴善良、勤劳好客的人民，我放不下为西藏人民服务的工作岗位。为此，一些人不理解。说像我这样的技术和干劲，在哪里找不到一碗饭吃，非要在西藏奉献。但我不那样认为，因为在西藏像我这样干的人很多，有的比我付出的更多、得到的却很少。我坚信，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钱财可以不多，但精神和气节坚决不能少，理想和信念永远不能丢！

    我家里兄妹6人，父母相继去世后，两个妹妹、妹夫下岗来到拉萨，找我这个当院长的哥哥，想在医院找个工作。按说，把妹妹、妹夫合法招进医院干临时工，没有多少困难。但我想，安排了妹妹、妹夫，我们李家的亲情是近了，但群众对领导干部，对党的感情可能会疏远。于是，我在拉萨为妹妹、妹夫找了份临时工。妹妹、妹夫很理解我，他们不但没有怨言，而且在别人面前总是说：“哥哥对家人有亲情，对人民有感情，是个好哥哥。”但是，扪心自问，我确实欠了父母、妻子、女儿和兄弟姐妹一大笔感情债。但我不后悔，因为父母、妻子、女儿和兄妹理解我、支持我，因为我的战斗岗位在西藏高原！

    前不久发生在拉萨的“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大家都一直十分关注。这是一起由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和煽动起来的，企图破坏北京奥运会、破坏西藏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在西藏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进而达到分裂社会主义中国的目的。事件发生后，我立即组织召开医院党委会、干部大会，传达贯彻上级指示，引导官兵认清真相，切实把全院官兵思想统一到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两级军区党委的决策部署上来，做到了行动迅速、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应对积极。同时，不顾个人安危，利用医疗优势，多次带医疗队深入甘丹寺、色拉寺、哲蚌寺等敏感地区送医送药、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到吉崩岗小学、藏热小学和被暴徒焚烧的拉萨市二中等学校为师生送医送药，充分发挥战斗队、宣传队、工作队作用，以实际行动维护了民族团结和西藏稳定，受到了军委、总部领导的表扬。目前，拉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到西藏旅游、到拉萨做客。

    这些年来，我只是为党和人民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情，组织上却给了我很多荣誉。先后12次被评为“学雷锋标兵”、“优秀共产党员”，1次荣立一等功、2次荣立二等功、4次荣立三等功，1999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2004年全国各大媒体还对我的事迹进行了报道，2005年被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荣誉称号，去年又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受到了胡锦涛总书记等党和国家、军委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我深知，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党和部队的教育培养，离不开西藏人民的精心哺育，离不开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帮助！为此，我深深地感谢党、感谢部队、感谢人民，感谢给我无穷工作力量的西藏！我也深知，我所做的一切，离党和人民的期望还有很大差距。现在，西藏还有许多高原疾病和疑难病症没有攻克，为官兵服务、为战斗力服务、为西藏人民服务，还有大量事情要做。可喜的是，我们医院已经有了４名博士后、17名博士、52名硕士，临床一线医生100％达到大学本科学历。我将同这支高学历人才队伍一起，把我们的热血、知识和年华，献给国防事业，献给西藏人民，在党的伟大事业扬帆起航的历史巨轮上，做一个永远忠诚的战士，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责编：田诗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