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7月9日,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见证了中国驻伊拉克使馆正式复馆。前排中间为复馆小组组长孙必干,前排右一为蒋旭,后排是中国政府首次向国外派遣的外交护卫人员。蒋旭提供
他们是活跃在外交舞台上的一群热血青年,他们是辗转在境外硝烟中的一支青春劲旅。他们的足迹,曾经镌刻在刚果(布)、刚果(金)、伊拉克、阿富汗的广袤大地上。为了祖国的利益和尊严,也为了世界的和平与安宁,他们曾孤军深入援救医疗队、临危受命解救中国人质、甘心做阿富汗复馆工作的“人梯”……
对他们个人来说,在战区的时光无疑是人生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对祖国来说,他们的工作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越来越多的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的见证;对于那些正陷于战火中的人民来说,他们展示的,是中国人民的浓浓友情。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本报编辑部特地编发这组报道,并向年轻的外交官们致敬。
杨涛:驻阿富汗使馆复馆的人梯
1994年,外交学院毕业的杨涛进入外交部工作。同年,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因当地不断升级的战争而暂时撤馆。
2001年12月,杨涛忽然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参加张敏领导的6人复馆小组,尽快赶到阿富汗。”从2001年12月到次年2月初,为了在“百废待兴”的状态下迅速复馆,杨涛度过了他一生中最累的58天。
是中国人给我们带来了鱼
“出发前,我们只知道要面对的是一个被战争摧残得面目全非的国家。1994年撤馆后,信息隔绝,我们不知道馆舍还能不能使用,当地有没有人帮我们。”由于中国驻阿富汗使馆距总统府仅一墙之隔,因此在战火中经常处于风口浪尖。“听撤馆前的同事说,他们曾亲眼看见一枚导弹往使馆主楼飞,所幸没有爆炸。”
这些情况让小组出发前就作了最坏打算。为了确保能在阿富汗正常生活,光羽绒服、复馆物资、安保物品就带了40个纸箱。“但是,直到飞机从伊斯兰堡起飞时,我们都还不知道自己要在哪里过夜,所以还带上了睡袋。”
尽管事先有思想准备,但当小组于2001年12月19日抵达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时,馆舍的惨状仍然让杨涛傻了眼。“楼外全是弹眼,窗户上挂着黑色的棉被,楼顶还有一个巨大的弹坑。屋里除了1994年留下的沙袋外,东西都被抢走了。”此情此景让每一个人心酸,大家立刻投入到复馆工作中。第二天,使馆上空就在8年后第一次飘起由中国外交官亲手升起的五星红旗。
“我们在阿富汗的第一夜,是在使馆旁的一家宾馆度过的。”杨涛说。由于年久失修,这家曾经的五星级宾馆在天寒地冻的12月却没有暖气供应,还经常停水停电。但在复馆期间,阿富汗人对中国的深厚友谊却一次次感动着杨涛,让温暖始终与他相伴。
“我们下飞机时,阿富汗还是个没有走出战乱的国家。《波恩协议》尚未执行,北方联盟、美军和塔利班残余等各种势力都云集喀布尔,路上随处可见装甲车、重兵器和背着火箭筒的人,晚上更是枪声不断。”杨涛告诉记者,在当时的危险局势下,是身后的“祖国”保证了复馆的顺利进行。
为了联络地方官员,小组经常要出门访问,但安全问题却从没给他们带来困扰。“在阿富汗,无论哪派武装都对中国人充满感情。”杨涛说,因为当地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很久以前,阿富汗是没有鱼的,是修水坝的中国人把鱼带到了这里,从此阿富汗才有了鱼。他回忆道,每当小组出门时,街上的阿富汗人看到中国国旗总会亲热地凑过来,把这个故事讲给他们听。“西方国家的大使出门,一般会带上两卡车卫兵。”他骄傲地说,“我们却不用任何特殊措施,因为‘中国’的效力胜过防弹衣。”
“尽管双方8年没打交道,但阿富汗新政府的官员说起中国,没有不竖大拇指的。他们听说我是为中国复馆而来,都反复告诉我只有中国在阿富汗没有利益,只有中国人没欺负过阿富汗人。”有了当地官员的积极配合,小组不仅顺利见证了阿富汗临时政府成立这一历史性时刻,他们为复馆所做的努力也终于在次年2月“开花结果”。
来接我们的只有地雷、狙击手和一辆车
尽管有“人和”作保证,但既不占“天时”也不占“地利”的客观境况依然让复馆任务阻力重重。因为,复馆不仅意味着馆舍的修复,更重要的是要与阿新政府建立联系。但旷日持久的战争已经打坏了电网,一切现代通讯手段都陷入瘫痪;频繁的政权更迭,又让小组与新政府之间连个牵线人都没有。
面对横在眼前的不利因素,杨涛和同事们为了当好这架“人梯”,决定以最原始的方式接触。
“过去,我只能从新闻、报纸和电话中看到一个战乱的国家。但到了阿富汗才明白,战争对基础设施、国家机器的破坏能达到怎样的程度。”杨涛告诉记者,当时喀布尔与外界联系的渠道,只有一个70公里外的美国军用机场。当小组乘坐联合国的16座小飞机降落的时候,迎接他们的,只有遍布狭窄道路两旁的地雷、美国的狙击手和一辆新政府派来的车。
“当时阿新政府刚刚成立,人心惶惶。车子把我们从机场送到使馆后,就再没出现过。”他说。为了尽快与新政府恢复接触,第二天上午,小组干脆自己找了一辆车,绕过满街的线、旗子,冒着遭遇地雷的危险,去了阿富汗外交部。
“但是,因为没有电话系统,你在去之前根本不知道要找的人在不在。”杨涛说,找不到人是家常便饭,又没有电话、手机,怎么办?“为了不漏过任何联络的机会,没说的,坐在那儿等!有时一等就是一天,第二天接着去。”
就是这样的锲而不舍铸就了一系列辉煌“战果”:在复馆小组的推动下,卡尔扎伊在政权成立后不到两个月,就对中国进行了访问。2002年2月,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也顺利恢复了运作。就在新一批使馆人员前来阿富汗交接工作一周后,杨涛却与同事们一道,悄然离开了阿富汗。
回首这段“人梯”岁月,已经是外交部国际司安理会事务处处长的杨涛满怀深情。它也许并不惊心动魄,但琐细与坚韧同样值得珍藏,因为它们才是人生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