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驻战区青年外交官：迎接的只有地雷狙击手

　　2004年7月9日，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见证了中国驻伊拉克使馆正式复馆。前排中间为复馆小组组长孙必干，前排右一为蒋旭，后排是中国政府首次向国外派遣的外交护卫人员。蒋旭提供

　　他们是活跃在外交舞台上的一群热血青年，他们是辗转在境外硝烟中的一支青春劲旅。他们的足迹，曾经镌刻在刚果(布)、刚果(金)、伊拉克、阿富汗的广袤大地上。为了祖国的利益和尊严，也为了世界的和平与安宁，他们曾孤军深入援救医疗队、临危受命解救中国人质、甘心做阿富汗复馆工作的“人梯”……

　　对他们个人来说，在战区的时光无疑是人生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对祖国来说，他们的工作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越来越多的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的见证；对于那些正陷于战火中的人民来说，他们展示的，是中国人民的浓浓友情。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本报编辑部特地编发这组报道，并向年轻的外交官们致敬。

　　杨涛：驻阿富汗使馆复馆的人梯

　　1994年，外交学院毕业的杨涛进入外交部工作。同年，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因当地不断升级的战争而暂时撤馆。

　　2001年12月，杨涛忽然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参加张敏领导的6人复馆小组，尽快赶到阿富汗。”从2001年12月到次年2月初,为了在“百废待兴”的状态下迅速复馆，杨涛度过了他一生中最累的58天。

　　是中国人给我们带来了鱼

　　“出发前，我们只知道要面对的是一个被战争摧残得面目全非的国家。1994年撤馆后，信息隔绝，我们不知道馆舍还能不能使用，当地有没有人帮我们。”由于中国驻阿富汗使馆距总统府仅一墙之隔，因此在战火中经常处于风口浪尖。“听撤馆前的同事说，他们曾亲眼看见一枚导弹往使馆主楼飞，所幸没有爆炸。”

　　这些情况让小组出发前就作了最坏打算。为了确保能在阿富汗正常生活，光羽绒服、复馆物资、安保物品就带了40个纸箱。“但是，直到飞机从伊斯兰堡起飞时，我们都还不知道自己要在哪里过夜，所以还带上了睡袋。”

　　尽管事先有思想准备，但当小组于2001年12月19日抵达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时，馆舍的惨状仍然让杨涛傻了眼。“楼外全是弹眼，窗户上挂着黑色的棉被，楼顶还有一个巨大的弹坑。屋里除了1994年留下的沙袋外，东西都被抢走了。”此情此景让每一个人心酸，大家立刻投入到复馆工作中。第二天，使馆上空就在8年后第一次飘起由中国外交官亲手升起的五星红旗。

　　“我们在阿富汗的第一夜，是在使馆旁的一家宾馆度过的。”杨涛说。由于年久失修，这家曾经的五星级宾馆在天寒地冻的12月却没有暖气供应，还经常停水停电。但在复馆期间，阿富汗人对中国的深厚友谊却一次次感动着杨涛，让温暖始终与他相伴。

　　“我们下飞机时，阿富汗还是个没有走出战乱的国家。《波恩协议》尚未执行，北方联盟、美军和塔利班残余等各种势力都云集喀布尔，路上随处可见装甲车、重兵器和背着火箭筒的人，晚上更是枪声不断。”杨涛告诉记者，在当时的危险局势下，是身后的“祖国”保证了复馆的顺利进行。

　　为了联络地方官员，小组经常要出门访问，但安全问题却从没给他们带来困扰。“在阿富汗，无论哪派武装都对中国人充满感情。”杨涛说，因为当地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很久以前，阿富汗是没有鱼的，是修水坝的中国人把鱼带到了这里，从此阿富汗才有了鱼。他回忆道，每当小组出门时，街上的阿富汗人看到中国国旗总会亲热地凑过来，把这个故事讲给他们听。“西方国家的大使出门，一般会带上两卡车卫兵。”他骄傲地说，“我们却不用任何特殊措施，因为‘中国’的效力胜过防弹衣。”

　　“尽管双方8年没打交道，但阿富汗新政府的官员说起中国，没有不竖大拇指的。他们听说我是为中国复馆而来，都反复告诉我只有中国在阿富汗没有利益，只有中国人没欺负过阿富汗人。”有了当地官员的积极配合，小组不仅顺利见证了阿富汗临时政府成立这一历史性时刻，他们为复馆所做的努力也终于在次年2月“开花结果”。

　　来接我们的只有地雷、狙击手和一辆车

　　尽管有“人和”作保证，但既不占“天时”也不占“地利”的客观境况依然让复馆任务阻力重重。因为，复馆不仅意味着馆舍的修复，更重要的是要与阿新政府建立联系。但旷日持久的战争已经打坏了电网，一切现代通讯手段都陷入瘫痪；频繁的政权更迭，又让小组与新政府之间连个牵线人都没有。

　　面对横在眼前的不利因素，杨涛和同事们为了当好这架“人梯”，决定以最原始的方式接触。

　　“过去，我只能从新闻、报纸和电话中看到一个战乱的国家。但到了阿富汗才明白，战争对基础设施、国家机器的破坏能达到怎样的程度。”杨涛告诉记者，当时喀布尔与外界联系的渠道，只有一个70公里外的美国军用机场。当小组乘坐联合国的16座小飞机降落的时候，迎接他们的，只有遍布狭窄道路两旁的地雷、美国的狙击手和一辆新政府派来的车。

　　“当时阿新政府刚刚成立，人心惶惶。车子把我们从机场送到使馆后，就再没出现过。”他说。为了尽快与新政府恢复接触，第二天上午，小组干脆自己找了一辆车，绕过满街的线、旗子，冒着遭遇地雷的危险，去了阿富汗外交部。

　　“但是，因为没有电话系统，你在去之前根本不知道要找的人在不在。”杨涛说，找不到人是家常便饭，又没有电话、手机，怎么办？“为了不漏过任何联络的机会，没说的，坐在那儿等！有时一等就是一天，第二天接着去。”

　　就是这样的锲而不舍铸就了一系列辉煌“战果”：在复馆小组的推动下，卡尔扎伊在政权成立后不到两个月，就对中国进行了访问。2002年2月，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也顺利恢复了运作。就在新一批使馆人员前来阿富汗交接工作一周后，杨涛却与同事们一道，悄然离开了阿富汗。

　　回首这段“人梯”岁月，已经是外交部国际司安理会事务处处长的杨涛满怀深情。它也许并不惊心动魄，但琐细与坚韧同样值得珍藏，因为它们才是人生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