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长许智宏：在中国做校长"太累"

    许智宏，北京大学校长。1992年10月至2003年2月任中科院副院长；1995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7年10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从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到北京大学校长，从科研工作者到中国最高学府的“家长”，这位温文尔雅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有着怎样的激情与困惑？在北京大学的春天里漫步，猛然驻足凝思，他最感欣慰的事情又是什么？

    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之际，《科学时报》记者走进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的办公室，听他谈北大在人才培养、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进程中的思考，北大的教育改革以及自己的校长经历。

    “我更喜欢大家叫我‘老师’”

    《科学时报》：您的身份既是北京大学的校长，又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您更喜欢别人称您院士还是校长？

    许智宏：其实我更喜欢大家叫我“老师”。

    早年我从国外回来，回到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工作。几年后研究所让我担任副所长，我推辞了。我向我的导师求教，导师也觉得我应该先好好做科研工作。但后来，研究所的很多同事都推荐我当副所长，研究所也作了决定。这时，导师叮嘱我说，既然研究所要你去做管理工作，你就要好好做；而且切忌只顾自己实验室的利益，应站在整个研究所的立场谋求整个所的发展。

    在中国科学院任副院长期间，有一次路甬祥院长对我说，教育部希望物色一位院领导去北大工作，促进大学与中科院的合作；考虑到我也是从北大毕业的，决定推荐我。当时回到母校工作，我凭的是一种激情，一种对母校的感情。从副院长到校长，完全不同的角色转换，对我来说挑战很大。在中科院，毕竟只是当副手，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到了北大，我就是学校的法人，就是学校的第一责任人，就是北大的“一家之长”了。

    到北大的第一个学期，我也是一头雾水，而且学校还发生了很多事。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适应自己的角色。但现在回过头来看，近10年来北大的发展还是很好的，应该说，这一阶段是北大发展最好的阶段。这里面当然有前任校领导的扎实工作作铺垫，也有国家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尽管有来自社会的压力和各方面的挑战，但北大始终坚守了作为一个学术重镇的定位。北大的老师学生也都很支持我们的工作，我对自己的工作也基本满意。

    《科学时报》：在跟您接触的过程中，我们感觉到您的工作排得满满的，一天到晚都很忙。您觉得在中国当一名合格的大学校长应具备哪些素质？

    许智宏：老实说，我很羡慕国外大学的校长。北大重要的合作伙伴美国耶鲁大学的校长两年时间内就来中国访问6次，到北大有4次。国外校长管得更多的是学校的发展战略、经费筹措以及吸引优秀人才等问题。但中国还没有这样的条件和环境，在中国做校长，我们还承担了一大堆本该由社会承担的事情。这是我们现在的国情。

    在今年人大会议期间，我与几位校长和其他代表又呼吁，应加紧修订《高等教育法》，给高校更多的自主权，能够确保大学规范地行使权利，又避免“千校一面”，并确保国家的投入。但中国目前的发展正处在经济转轨过程中，许多事情也不得不考虑。大学的校长要花不少时间处理很多具体的行政性事务。

    我觉得，中国大学的校长，首先必须有献身精神，也要有很好的精力。在当校长之前，我在中科院工作，外出访问考察时，很多时候都是去学生家里落脚，这样很自由。但现在作为校长出去不行了，除了工作外，北大在各地的校友、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都要见你，日程往往排得很满，连周末都安排满了。当了校长，社会关注度会很高。8年下来，我确实感觉有些疲劳了。

    要领导好一所大学，还必须有一个很好的领导班子。我在北大这8年，与三任书记的合作都很好。虽然领导之间有时对问题的看法也有不同，但大家都能通过讨论形成共识，并付诸实施。作为校长，还必须有一种宽容的心态，能正确面对各方面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