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月喜堕落轨迹：从“卖枣书记”到“卖官书记”

　　卖官“获利”226万元

　　“到了1999年，我的思想发生了蜕变。我从小受穷没钱，长大后想得到钱的愿望比较强烈。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职务的提升，这种欲望有了实现的条件，随着权力的加大，这种欲望不断增强。”王月喜说。

　　但永和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当时每年财政收入只有三四百万元。和王月喜差不多经历的人，有的被提拔了，有的调到条件比较好的县市，有的还当了地市委书记和厅级干部。“而我正县级十几年，在永和一干就是6年多时间，心里有些不平衡。加上社会上有些朋友说：‘月喜，没听说当官靠活动，健康靠运动吗？你资历长，这几年干得不错，快活动下山吧。’2000年3月,临汾地委开始酝酿调整班子，我便托人找关系，活动了一阵子，于当年5月调任霍州市委书记。”王月喜说，“初到霍州工作我是很投入的，第一年还比较谨慎，年终考核还得了优秀。”

　　“我真正蜕变是在2001年到2003年之间。霍州经济发达，国有大企业和民营企业比较多，一些企业家开始和我交往。面对灯红酒绿，我自认为资格老，对自己放松了要求，认为该捞就得捞点。2001年上半年我在北京动手术住院，2002年又在中央党校学习4个多月，很多人借机千方百计向我行贿。一些人通过各种关系到北京看我，有的人要求我签字给孩子安排工作，大部分是要达到升官的目的。开始我还放不开，后来觉得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收白不收，反正收下办了事就行了。于是不该见的人见了，不该收的钱收了，不该吃的饭吃了。口子一开，不可收拾，越收胆子越大，数额越大，由三万五万，收到十万八万。岂不知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软，就这样我叫金钱牵着鼻子，越陷越深，越走越远。”

　　“在我担任县委书记、市委书记时，特别是在霍州，提拔干部虽然也用了公开选拔等办法，但真正进入实质性的操作阶段，说是集体研究、集体负责，书记也只是一票的权力，但实质上是书记掌权、书记拍板。”王月喜说，“到了一把手的位置上，到处是吹捧自己的人，听到的是一片赞歌，唱赞歌的是为了把你唱昏利用你。说反对话的，骂自己的人在背后，这种声音自己又听不见。班子和干部队伍中也缺乏直言善谏的人。朋友中缺少‘诤友’，不少人都采取各种手段，想尽各种办法，讨我的欢心，办个人的事情。”

　　在霍州任职期间，王月喜对出书情有独钟。每有新书问世，王月喜便“上门直销”，一手交款一手拿书。他还向下属单位索要“空白零售发票”，甚至从北京、太原、临汾等地购买大量假发票，以向购书单位、个人提供报销凭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