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武汉10月11日电(记者张先国、魏梦佳)“这些负担卡和税票，请您带到北京去转交给党中央，这也是我送给十七大的礼物。”9月24日，湖北省监利县新沟镇交通村八组农民朱建华，将1993年以来的农民负担卡和税费凭证，辗转捎给了中共湖北省委。
厚厚一扎票据，折射着一段不平凡的历史。
上世纪90年代末，朱建华所在的监利县曾因农民负担重闻名全国，甚至发生多起农民因负担重而自杀的恶性事件。翻开朱家4.9亩责任田的票据本，不难看出当年的状况：1993年，总负担288元，实际上缴453元；1998年，总负担1277元，因完不成交款任务，被强制参加“学习班”；2000年，总负担781元，实缴1514元。
“负担再重也要收藏，因为我相信党，相信党迟早会把我们农民的担子挑起来，这些票据迟早会成为文物。”44岁的朱建华告诉记者，最初他收藏负担卡只想证明自己该交的钱都交清了，可是越往后，他就越觉得收藏有价值。
朱建华的收藏在2002年发生了新的变化：2002年税费改革前，实缴1515元，后结算清退843元；2005年免除农业税，只交291元；2006年总负担302元，国家同时发给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实际上缴144元，每亩田只承担29元。
票据中的“三提五统”“共同生产费”已成为历史，而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等越来越多的新词儿进入了朱家的账单。朱建华说：“税改前，负担重，成本过高，很多农民和我一样，弃田不种。现在，取消了农业税，种田还有补贴，大家都抢田种。”
今年，朱建华买了农用车，还一口气承包了村里的15亩荒田，全部种上水稻、棉花和甘蔗，预计年底收入可达3.5万元。看到他时，他刚开车回来，身后是新盖起来的两层楼房，屋后新播种的油菜绽出一片新绿，门口的一条水泥路正在修建中，尘土飞扬。
望着自家丰茂的甘蔗林，朱建华的脸上显现出了丰收的喜悦。“我还准备花两三万元把房子装修一下给儿子结婚用，现在的日子真像蔗糖一样甜。”
监利县县委书记余日福告诉记者，2006年，全县农业总产值达47.6亿元，比2001年增长46%；农民人均纯收入3380元，比2001年增长54%；农民只负担排灌水费和“一事一议”，去年全县负担总计3000万元，仅为2001年的8%。
现在，朱建华对湖北省委给他的回信几乎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党的农村政策的核心是逐步缩小城乡差别，使农民富裕起来。经过多年努力，我们在减少农民负担方面取得了扎实的进步，但真正达到缩小城乡差别的目标，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作艰苦的努力，这既要靠国家的政策，也要靠农民同志的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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