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称全球最强，美国疾控为何“失常”？

　　漫长的一个多月，许多美国人早上醒来，都会觉得自己生活在最“危险”的国家。

　　连续48天，美国确诊病例全球最多。80000多个生命逝去，约等于2万个完整的家庭破碎。他们分布在美国的50个州，原本可以不经历这场厄运。

　　《纽约时报》说美国“彻底浪费了2个月的时间”，《华盛顿邮报》说美国“错过了最关键的70天”……

　　在这个“伟大”的国家，每一个生命都在为部分政客的选择性漠视、选择性视而不见买单。

　　关于美国疫情，有太多谜题待解：

　　·1月3日就接收到了疫情通知为何漠不关心？

　　·1月末宣布的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为何视而不见？

　　·2月的全球疫情为何只是看客心态？

　　·3月底全球确诊最多之后为什么还只把矛头指向海外？

　　·4小时内新增病例过万为何依然强行说“不严重”？

　　·号称医疗水平世界第一的美国，疫情何以蔓延至此？

　　带着这样的疑问，谭主开启了一场探索。

　　新冠肺炎疫情，美国到底从哪里开始错过？透过11年前那场类似的传染病“考试”，或许能找到答案。

　　2009年4月13日的美国加州，流感肆虐的季节已经过去。这一天，美国疾控中心（CDC）接到一份通报，圣迭戈县一名10岁男童出现了呼吸系统病症。与此同时，200公里之外的因皮里尔县，一名9岁女孩也出现类似症状。

　　两个相似病例随即引起了CDC的警觉。流感病毒检测发现，二人都感染了新型猪流感病毒。这一病毒，正是导致全球20万人死亡的H1N1。

　　按照《纽约时报》的评价，最先警觉的CDC帮助美国“恰当”地应对了这场危机。

　　作为美国公共卫生体系中的核心机构，CDC是应对传染病的第一道关口。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眼下美国疫情应对不力，很多人会先想到CDC。

　　对这次CDC“战”疫行动，《纽约时报》也给出了评价：疾控中心是一个伟大的机构，但被无能地领导。

　　如果只说最重要的预警功能，应对新冠疫情，CDC丝毫不逊于11年前的那场灾难，甚至反应更快。

　　早在1月7日，CDC就建立了“新冠病毒事件管理系统”，13天之后，美国才出现首例确诊病例。

　　通报首例确诊病例当天，CDC立刻启动紧急行动中心，而11年前，美国发现首例H1N1感染者一周之后，才启动这一应急措施。

　　紧急行动中心是应对重大公共危机的核心特种部队，监管、实验室问题、沟通、风险人群、抗病毒医疗等响应队伍一应俱全，一旦启动，230人团队就进入随时响应模式。

　　“恰当”的预见性实现了，遗憾的是，曾经的战“疫”效果没有延续。

　　CDC最近在官网发布了一份报告，列出了美国错失延缓新冠病毒传播良机的四项“罪状”。这四项罪状，更像是“怒其不争”。

　　在很多美剧里，美国CDC权力很大，经常力挽狂澜，创造神话。这确是实情，CDC主任必要时可以直接向总统汇报。但作为一个专业机构，声音不在大小，关键是能否被真正听见。

　　美国公共卫生体系

　　核心机构C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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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C的上司、卫生部长阿扎早在1月30日就拨通了总统的电话，提示疫情可能会暴发大流行，电话那头不太高兴，认为这是危言耸听。

　　机敏的预警，哑火了。而更大的“反常”，出在核酸检测。

　　由于人员与设备不足，疫情初期，美国100多个公共卫生实验室中只有总部的亚特兰大实验室有检测能力。2月的最后4天，全美仅进行了46次新冠测试。

　　1月21日

　　美国出现首例确诊后

　　政府迟迟没有下放检测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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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多位科学家任职的CDC，在整个二月左支右绌，只能眼看着病毒在美国蔓延。

　　不久前，CDC接受国会质询，CDC主任雷德菲尔德直言疾控中心面临的最大难题是：钱。

　　“我们在公共卫生实验室的投资不足。没有足够的设备，没有足够的人，没有足够的内部能力，没有搜索能力”。

　　四个“没有”映射了CDC由来已久的现实窘境。

　　1月底，CDC的上司阿扎就开始申请防疫预算，然后进入了遥遥无期的等待。

　　没有钱，是笼罩在新冠病毒检测的最大阴云。

　　·2月份，CDC提出有关建立国家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系统提议，但因为成本过高，直接被否决。

　　没有钱，是影响公共卫生实验室检测能力的最大难题。

　　·2月6日，当世卫组织宣布将向全球实验室发放25万个试剂盒时，美国疾控中心开始向地方发放自产的试剂盒：90个，结果超过一半实验室反映测试不出结果。

　　没有钱，是掣肘CDC防疫举措的最大障碍。

　　·2月下旬包括美国公共卫生实验室协会在内的四家顶级卫生机构，联合给白宫写了一封信，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为CDC提供资金。

　　信中提到：

　　只有关键设备到位

　　才能尽快解决核算检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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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直到3月7日，白宫才签署了阿扎申请的防疫资金。2个月的响应速度，几乎等同于向病毒缴械投降。

　　公共投入没有钱，代价只能让民众承担。一方面，尽管3月份已经开始允许企业生产试剂盒，但缺口还在，另一方面，检测的成本太高。

　　迈阿密一位居民奥斯梅尔在当地进行了新冠病毒检测，虽然多次检测结果均呈阴性，但在隔离结束后，竟然收到了3270美元（约合人民币2.29万元）的账单。

　　许多美国人面对昂贵的检测成本，只能望而却步。

　　向前回溯，罪恶的种子早已埋下，把卫生安全当成累赘和负担已经是美国部分政客的思维惯性。

　　自2016年现任总统上台以来，迫于财政赤字过高的压力，联邦政府把刀子一再动到了看似不太重要的医疗卫生领域，相关预算持续下降。

　　2020年，CDC的预算额度为80亿美元，即使排除掉通货膨胀因素，这一数字也比十年前下降了37%。到了2021财年，CDC的预算甚至已经被削减到少于军费预算的1%。

　　美国公共卫生预算

　　被不断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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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难以为继，日子更加难捱，CDC被迫削减了80%预防全球疾病暴发的预算，撤销了设在全球的多个疾控岗位。

　　白宫解释过他们的逻辑：

　　“当不需要他们时，我们不喜欢有成千上万的人。当我们需要他们时，我们可以很快将他们召回。”

　　当政治逻辑打败专业逻辑，CDC的“没钱”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在与谭主的视频通话里，连续两年被《时代》杂志评为“世界百名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的杰弗里·萨克斯也提到了这个问题：

　　在CDC的官网上，有这样一句承诺：“我们的优先重点是挽救美国人的生命，继续将科学付诸行动的光荣历史。”

　　是谁，正在让这份“光荣”变得黯淡？

　　CDC的遭遇是美国整个公共卫生体系溃败的冰山一角。当遮羞布被揭开，专业主义的黯然离场已成常态。

　　最先出局的是

　　流行病学专家齐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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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默辅佐过三届美国总统，他领导的应对全球大流行办公室，负责带领美国在发生致命“大流行”时做出反应。

　　这本是美国的一道“安全屏障”，却在美国“最好战的鹰派”博尔顿成为国家安全顾问后被打破。刚一上任，博尔顿就把“战火”烧到了美国国土安全部。

　　作为齐默的上级，博尔顿上任第一周，就抛出两套说辞：“全球卫生安全等级下降”与“精简部门”。紧接着齐默的四名高级助手被迫辞职，另两名助手被合并到其他部门。2018年，齐默被迫成了一个“光杆司令”，调任国际开发署，应对全球大流行办公室解散。

　　团队解散

　　齐默黯然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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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宫一位官员道出了实情：

　　“他基本上被赶了出来。他竭力维护自己和团队的正直，但失败了。”

　　同样在2018年被迫辞职的，还有负责应对本土流行病的国土安全顾问博塞特，他所指挥的危机应对小组也在同一年被解散。频繁的人事更迭中，流行病应对机构逐渐被边缘化，曾经参与过防疫预案规划的资深专家已经所剩无几。

　　新冠肺炎疫情失控，有人开始怀念齐默们：如果他们在，或许还不会如此糟糕。历史没有如果，专业主义黯然离场的故事到今天还在上演。

　　疫情期间，已经有多位卫生系统高官因“直言”被辞退，负责疫苗研发与采购的高级官员瑞克·布莱特，因为反对过分夸大某一药物的作用，被其上司——卫生部助理部长卡德尔茨剔除出了职员名单。

　　布莱特在长达89页的举报信中阐释道：被驱逐是因为坚持要求政府将资金用于解决新型冠状病毒危机的“安全且经过科学审查的解决方案”，而不是用于“缺乏科学依据的药物，疫苗和其他技术”。当下美国公共卫生部门中任人唯亲与裙带关系盛行的风气也让他深恶痛绝。

　　坚持科学，却成了“异己”。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霍华德·福尔曼博士和谭主视频通话时解释了这个现象：

　　什么在升级？那些留在白宫公共卫生系统的官僚们或许能够做出解释。

　　来看看布莱特的上司卡德尔茨。在前不久接受国会质询时，卡德尔茨不小心说了真话：“我们从未考虑过呼吸机是第一道也是唯一的防线。”

　　不知道储备呼吸机的重要性，但却对怎么输送利益了如指掌。

　　早在2017年，他被提名为助理部长后的第四天，一家名为Emergent的公司就宣布获得生产天花疫苗的权利。在之后的几年，这一公司迅速成为他所在办公室的最大承包商，从联邦政府获得的年度付款飙升50%，占到公司总营收的1/3。

　　潮水褪去，暗礁已清晰可见。伴随着专业主义的落败，政客们的政治斗争与利益争夺粉墨登场。乱局中有人以权谋私，有人急于自保，有人忙于夺权。

　　不巧的是，千疮百孔的公共卫生体系恰好遇上了这场前所未有的危机。病毒面前，裂痕无处躲藏，“和平”时期被忽视或默许的问题正血淋淋地暴露。

　　当政治占了上风，专业失了色彩，生命就要付出代价。暗潮汹涌，美国又将被带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