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奏曲】宅家两个月后，32岁机械设计师决定出门送外卖

　　因为疫情在家宅了近两个月后，32岁的上海人王高兴决定去送外卖，但这并不是一个被迫转换人生轨道的故事。在几天的外卖体验之旅结束时，他重新找回了日常生活的珍贵之处。

　　王高兴的电动车也许是最不像用来送外卖的一辆电动车：崭新、精致、小巧，看上去甚至安装不下一个后备箱，车身上贴着电影《头文字D》中周杰伦车上的“藤原豆腐店”字样。

　　三月的上海逐渐回暖，天空却没有完全放晴。疫情期间在家闲着，王高兴把自己的电动车改了改，打算等天气好的时候出门遛弯。

　　王高兴做的是机械设计方面的工作，之所以会产生送外卖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疫情期间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另一方面，他希望“体验不同人的不同生活，能更了解这个世界”。

　　说干就干。王高兴下载了一个外卖骑手接单软件，花一两个小时完成了实名注册和交通法规等的学习。接单的时候，刷新页面，订单不停跳出，眼疾手快“抢”到就是接下这个单。一般系统派送的订单都在5公里范围内取送，当接到订单后，有时系统会再推送沿途取货距离比较近的订单，这时骑手手上就会有2到3个订单，都需要在半小时内送达。

　　“买家几块钱就能享受到的方便快捷服务，是建立在骑手的辛苦工作中和低廉收入上的。”送了三四天外卖，王高兴对这个群体的境遇有了更加感同身受的体会。

　　送一单外卖的收入是6、7元，如果超时，会被罚款10元，多次超时还有另外的罚款。如果为了避免超时而选择稳妥的“送一单接一单”，一个小时的收入很难超过20元。

　　王高兴粗略地计算了一下，在对环境熟悉，不出任何岔子的情况下，用餐高峰时段一个小时的极限收入大概是30元。然而，这30元对作为新手的王高兴来说并不好挣。手机导航有好几次导到一些不通或者不存在的路上，收件人手机打不通、外卖取餐点难找的状况更是家常便饭。根据他的计算，兼职骑手如果每天工作8小时，一周工作5天，一个月的收入不会超过4000元。这是在上海非中心区域租下一间一居室的价格。

　　刚送完外卖那几天，王高兴买东西时会下意识地把计价单位换算成“单”。吃一顿肯德基要花三四十，等于送六七单外卖挣的钱，而六七单要跑近两个小时。想到这，连肯德基也不舍得吃了。这是王高兴在以前所不能切身体会的。

　　王高兴也找到一些“流水线”上的趣味。

　　他观察到了一些有意思的现象：女性点的单，饮料、甜点、小吃居多，男性点的单则以主食为主，价格也更便宜；距离上，女性订单的配送距离要比男性更近；年龄上，点外卖以年轻人为主，“还没遇到五六十的”。

　　他也爱和其他外卖骑手聊天。没有领导的约束，没有同事间的勾心斗角，过了饭点能玩玩手机，送餐路上听个音乐，比上班族拥有更多的自由——这是王高兴从聊天里总结出的大部分骑手选择干这行的理由。“相比起他们自身的条件，送外卖已经是他们中很多人能力范围内比较好的选择了。”

　　穿梭在大街小巷的骑手，让王高兴看见了这座城市的包容一面。无论是勤工俭学的大学生、独自抚养孩子的妇女、梦想扎根城市的农民工，还是疫情期间失业的职场中年人，都可以在十字路口等红灯的电动车大军里，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这里包容所有对生活的希冀。

　　对某些人来说，这或许只是一个暂时的容身之所。独自抚养孩子的妇女也许会在一个清晨默默离开，梦想扎根城市的农民工也许会在攒够一笔钱后回到老家盖房娶妻……身份置换结束，王高兴也回到了安全的舒适圈。

　　在王高兴和千万个城市疾行者骑车开过一个个路口，拥抱迎面而来的有些清冽的春风的时候，江边的柳树也在渐渐舒展它们封存了一整个冬天的枝干。（文/陈思源）

　　（应受访者要求，王高兴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