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网消息(记者 阚纯裕):漂了3年多,张亚奇决定离开北京。
2016年11月28日,天晴,从河北邢台的学校出发,张亚奇拎着全部“家当”坐上火车,他清楚记得那时的心情“在大城市生活,很雀跃,无比激动,也包含了一些对未来的憧憬”。
1224个日夜之后,又是一个晴天,张亚奇开着车远离了这座城市,这也是他三年拼搏挣下的最大成果。
受访者供图
“我没什么伟大的故事,平平常常的想发个财”
这是张亚奇对自己漂泊1224个日夜的总结。
在专科学校学过汽车检测与维修,年轻的张亚奇并不想把人生同汽车捆绑在一起。他在学校的“双选会”上看中了一份金融行业的工作——把理财产品卖给有需求的客户,公司在北京市通州区。
父母都是农民工,张亚奇对北京全然陌生。他只好委托“双选会”上碰见的公司负责人帮忙在北京租个落脚的地方,还提前付了一笔定金。但房子并未找到,他和另外两名同学住进了公司附近2000块钱一个月的青年公寓。
那时已是深冬,公寓里没有取暖设施,身为北方人,张亚奇未曾受过如此磋磨。与房东理论过后,出租屋多了两个空调孔洞,至于空调“本身”,还需要一个月的等待才能到来。为了不让呼啸的寒风直接灌入房间,张亚奇只好在孔洞上塞上几个一次性纸杯。
捱过一个月,空调终于装好了,享受一场安眠过后,张亚奇发现,这晚的电费是50元,因为公寓采用了商业用电的收费标准。即使是三个人平摊,如此高企的成本也令他们难以承受。其中一个人当即决定离开北京,张亚奇和留下的同伴只能搬得更远一些。
早上挤公交的时候,张亚奇亲眼看到旁边女生的双肩包在门外面卡了一站地。于是,他选择早早起床,接上一杯热水,捧着走到公司。但他对房子很满意,因为那里有了淋浴设备,不用再走到村里花10元钱洗一次。
张亚奇的工作就是给客户打电话推销理财产品,一周6天,从早到晚。经常有人会直接挂掉电话,甚至骂上几句,张亚奇慢慢学会了用正能量平衡心情。毕竟,“在负能量里沉迷好久的话,你是挣不到钱的,你就一直活在这种悲愤之中”。
张亚奇每天会拨通100多个电话,半个月过去,他终于做成了第一单。“那时候我还没有学透呢,甚至客户问了我好多好多问题,我都不知道,到最后那客户还是选择我。”张亚奇感到自信心爆棚,每次遇到同事,他都会说起这近乎巧合的高光时刻。
但运气并不总能眷顾他,实习期一过,张亚奇的补助没有了,工资骤降,他又被迫搬到了附近的村庄里。
村子名叫富豪村,一间10平方米的屋子每个月只需要200元。为了节省开销,张亚奇一天只吃两顿饭,午餐在公司食堂,晚餐就是方便面,偶尔买点辣条解馋。
但在春节和“十一”回家的时候,张亚奇会给小自己十岁的妹妹带些她喜欢的零食。
即使这样,每周休息的那一天,张亚奇都要出门逛逛。“北京所有免费景点,那些年我都去过” ,谈起这个,他语气轻松,嘴角略微上扬。他并不觉得疲惫,“如果运气好能在地铁或公交上找到座位,那就等于是休息了”。
在北京3年,他没去过故宫,但天安门去了4次。张亚奇喜欢人流密集的地方,天安门也成为他最喜欢的景点,“可以看到每个人不同的喜怒哀乐,你会发现你没有那么惨”。
第一次去天安门,他选择体验一下北京的地铁,没想到坐过了站。从王府井走到天安门,才听说王府井也是个景点,于是他再走回去,买了一根“祖传冰糖葫芦”,价钱和味道都记得很清楚,“18块钱一根,和我老家1块钱一根的一样大,特别难吃”。
工作满一年,精打细算的张亚奇用攒下的两万块钱加上贷款,买下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大件儿”——一辆汽车。现在回想起来,张亚奇觉得自己有些冲动,再来一次,他会把钱省下来买房,但在那个时间点,他觉得挺开心。
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算算每个月要还的贷款,张亚奇觉得压力有点大,换工作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新工作也和汽车有关,公司在顺义,销售汽车配件。回到老本行,张亚奇做得顺手许多。
但也仅仅是还完了贷款而已,张亚奇的手头积蓄寥寥,他越发觉得“与其给人打工不如自己做生意挣钱”。今年过年,他原准备在老家找找机会,没想到兜头撞上疫情,只好继续回来上班。
然而,回到北京,他发现生活成本已经水涨船高,公司没有食堂,只能点外卖,一顿饭25块钱的价格令他有些难以接受,而工资又降,他在一点一点地消耗着自己的存款。
于是他下定决心回去。4月2日,他提出离职,客户和同事都劝他留下,但他还是走了。4月5日,开着属于自己的车,带着常年与人打交道积攒下的经验,张亚奇离开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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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苦有点涩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
广西人陈平也是2016年底来的北京。就在稚气未脱的张亚奇辗转寻找出租屋的时候,陈平正被自己的上司惩罚当众吃苦瓜,因为他没能带客户来参加酒会,这意味着他无法谈成一单保险。
这份工作是同学介绍给他的,说是待遇很好,当时在广州实习的陈平没有多想,直接答应了下来。
入职之后,陈平才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公司是一个大集团,但部门的负责人和他想象的有些不一样。没有五险一金,没有底薪,最初没有业务的几个月是他最难熬的日子。但他“不敢跟家里人说,年轻气盛想出人头地”。
在这里,他同许多“90后”一起,被迫习惯了强制加班、全年无休的生活,也不断加深对“挣钱第一,没有钱什么都不是”的认同感。
花2000块钱在天通苑租了一间卧室,陈平觉得自己有点奢侈,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厨房不能自己做饭,尽管他并没有很多时间。
在北京的前两年,陈平没有周六周日的概念,每天八点到公司打卡,一上午都是早会。员工们被告知“没有什么比这个行业更好、更挣钱”,签下合同的人会被当众表扬,没有客户的轻则被当众责骂,重则罚站罚钱。看过几个签一单挣数十万元的例子,成为那个被表彰的人变成他们唯一的愿望。
而要得到客户的青睐,就需要舍得掏钱,请吃饭、买礼物是主要的手段。请一位客户来酒会吃饭,业务员需要花60块钱。
身边的人纷纷借钱或贷款,陈平也投了不少。效果确实不错,第一年,他挣到了20多万。
但欠的钱更多,点灯熬油的两年,他负债7万,他终于意识到“这是在碰,多数人只是炮灰,只能负债累累走掉”。
陈平决定抽身而退,但再找工作,他觉得“什么单位都不靠谱,有被迫害妄想症”。
在陈平眼里,北京安全、忙碌、多元、进取,但比起广州,这里少了一些生活气息,空气中充满了焦虑。他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一个各方面条件不是特别优秀的‘90后’,定居北京的希望是不大的”。于是,他选择抓紧时间积累更多的经验。
这一次,他选择了自己热爱的工作——演讲口才培训,不再“追着钱跑”。教育培训工作并不轻松,但有了前两年的经历,陈平觉得很知足,“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优势选择职业的发展,就会开心”。
用两年时间还清欠款,他原本计划在公司学到足够的技能再考虑离开,但近来的疫情改变了教育培训行业的业态,也打乱了他的计划。
公司的业务由线下走到线上,陈平留在家里零星接一些远程的任务,但这不能支撑起生活的开销,他决定就此挥别北京这座城市。甚至都没有回来,他让朋友帮忙卖掉了出租屋的物品。
当天晚上,他发了一条朋友圈:至今,再也没睡过这么舒服的床。配图是两年前做保险业务员时期的出租屋。
陈平还是觉得有一丝不舍,“毕竟是奋斗了那么久的地方,有泪有汗”,但他很快自嘲一笑,“不够优秀,配不上北京,决定告辞了”。
他会循着父母的期待留在南方,或许是到广州继续发展。他并不十分失落:“我在北京接触了很多优秀的人,看了一些书,成为了终生成长主义者,所以不再会感觉孤独和空虚。有空就做自己喜欢的事,看自己喜欢的书,只要在输入,我就感觉无比充实。”
年前离职后,石晓雯回到老家,但疫情的到来令她难以找到新的工作,离开北京,使她不得不把自己的宠物猫送给别人。
敏敏也在这个时间点选择回家,她不愿过多回忆从前,只是在闲鱼的商品描述里加上一句:要离开北京了。追问下去,敏敏说:“每天都会有人离开北京”。
《北京人口蓝皮书·北京人口发展研究报告(2019)》显示,2018年,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规模为764.6万。对于这百万人来说,北京像是一片美丽的沙滩,所有人都在低头拾贝,有的人不懈追寻,捡到了沙砾中的珍珠;有的人被命运垂青,踩到了五彩斑斓的贝壳;还有人被海涛惊扰,甚至被潮水卷走……他们的足印会被风沙掩埋,会随浪花褪去,但在天上高悬的日月都会记得,他们曾经来过。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陈平、石晓雯、敏敏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