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孤儿”的年前焦虑:回家或不回家

来源:央视网  |  2020年01月09日 06:28
央视网 | 2020年01月09日 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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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视网消息(记者 朱春燕 程祥)下午三点,1月第一个周末的北京气温升到8摄氏度,有阳光,但照不暖没有暖气的屋子。

  太阳村的小朋友们正在舞台上排练一支民族舞。前后三排,个子高的5个小女孩排在最前面跳舞,她们头戴维族小花帽,身穿花色鲜艳的民族风短袖连衣裙,打底袜是白色的,搭配脚上穿的白色缎面芭蕾舞鞋;后面两排小男孩和小女孩混排,穿同样的白色打鼓服套装,各色鞋子,分别拿铃鼓和腰鼓表演。

  “表情!表情!”指导老师话音刚落,舞台上的小朋友立刻调整了脸上的局促,露出了笑容。

  不过,前排最右边的短发小女孩脸上的笑容很快又消失了,她努力地跟着节拍,又探头看其他小朋友的动作。排练结束后,她下台套上灰色的外套奔向院子。

  她去找锋哥。

  锋哥是太阳村的志愿者刘锋,他辅导孩子们课后作业,陪他们玩,时间长了,手机里存满了孩子们亲人的电话号码和微信。尽管已经年近四十,但这群十来岁的小朋友总围着他喊“锋哥”。

  太阳村位于北京顺义区赵全营镇,是一家无偿救助服刑人员无人照顾的未成年子女的民间慈善机构,它为这些孩子提供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救助。

  过年的期盼

  小女孩跟刘锋借了手机后,一个人坐到游乐区的秋千上给妈妈发微信。二十多分钟后,她跑到刘锋身边,把跟妈妈的聊天界面给他看,发了一长串消息:“我过年能回家吗?”“你会来接我吗?”“妈妈”“妈妈”。中间还有一些表情包:人呢?哭了……她还给姑姑也发了几条消息,都没有回复。她的难过和难为情化作了一个尴尬的嘟嘴笑,刘锋安慰她:“她们现在在工作,忙着呢,忙完了就回复你了啊。”

  五点多了,还是没有等到回复,她央着刘锋:我再看一眼,回了没。

  小女孩叫徐佳怡,今年12岁,是浙江杭州人,这是她到太阳村的第6年。她的父亲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死缓,在监狱服刑。徐佳怡的哥哥因为父亲的事情患上了抑郁症,辍学在家,母亲一边打工一边照顾哥哥。

  徐佳怡特别期盼妈妈能接她回家过年,跟妈妈和哥哥在家一起吃年夜饭,还想告诉他们六年级的学业负担有些重。

  相比之下,14岁的赵静看上去更开朗一些,在舞台上跳起舞来专注、一直微笑,跟人打招呼脸上总挂着笑容。“她从来不提回家,也不提亲人。”刘锋说。

  赵静是河南安阳人,到太阳村4年了,她的父亲在监狱服刑,“估计还有十年刑期”,母亲下落不明。过年,她知道还是和往年一样,在太阳村跟小朋友们一起过。

  而对于15号就要回家的陈涛来说,他舍不得离开太阳村,在这里生活了5年,他结交了不少好朋友,“回去了一定会想他们”。

  陈涛今年初三了,要回原籍湖北参加中考。他的母亲已经去世,父亲还在监狱。虽然不确定几年没见面的哥哥能不能照顾自己,但是他不担心。“我能照顾好自己。”他担心的是,回去后新同学会怎么看他:“在这边都是跟我一样的人,回去了就不一样了。”

  陈涛学习成绩很好,“老师批的免写作业条他都攒了好多”。比陈涛大11岁的秦朗谈起他来,赞赏有加,夸他懂事、能干。“家里出了这样的情况,孩子能有什么办法?”

  同类的温暖

  秦朗和陈涛以兄弟相称,对于秦朗来说,在陈涛身上多少能找到少年时自己的影子。

  秦朗今年26岁,家在北京密云区,如今在太阳村工作。他曾是被太阳村代养代教的儿童中的一员。2005年,秦朗10岁,父亲入狱,母亲已在6年前自杀,无依无靠的他被送到这里生活了三年多。相比大多数小朋友,秦朗在太阳村的时间并不算长,但那却是他童年中弥足珍贵的时光。

  “像我们这样的人,以前在家里没有过好的童年,现在回想起来,不会去想以前,只会去想这三年。”秦朗说,那三年是“有人管,有人爱”的:“爱心妈妈”每天都会喊起床,管吃饭,帮洗衣服,督促完成作业,还有一群“毫无隔阂”的小伙伴。平日里,他们衣服相互换着穿,过年了,他们手牵手围着篝火庆祝。

  那之前,秦朗的童年里交织着挨揍的恐惧和离家出走的欲望。

  7岁那年夏天,秦朗以5元钱的价格卖掉了上学时骑的自行车,加上攒了一学期的零花钱,带着总共40多元钱,开始了逃离之路。他要从密云逃到怀柔,去找姐姐。为了节约钱,他看着车行的方向走了大半的路程才开始乘车。

  那是他第一次到怀柔,对于当时身高1米左右的他来说,在没有联系方式的情况下要找到姐姐无异于大海捞针。他白天去图书馆看书,去游戏厅看人打游戏,晚上睡在公园长凳上,始终没有看到姐姐的身影。终于,警察叔叔找到了他,把他送回了密云,回家“又是一顿恶揍”。只能忍着,重新攒钱。

  秦朗10岁时,父亲“不知道犯了什么事”被捕入狱了。“出事之前,至少还有个人,出事之后就只剩自己了。”家里断电了,晚上他一个人在黑洞洞的家中。后来,他就被送到了太阳村。

  “长大真的不容易。”秦朗回到太阳村工作,温习着成长中的温情,他把这里的孩子都当作自己的弟弟妹妹看待。这几年过年,他总是年三十在太阳村和孩子们一起吃年夜饭,初一再回到密云看望家人。

  在北京通州儿童福利院,一段影像吸引了记者的注意:照片中的孩子们和“爸爸”“妈妈”一起学烘焙、做手工,每一张照片都洋溢着快乐与欢笑。“这些孩子聚在一起的时候,完全没有了在陌生人面前的紧张和拘谨。”副院长刘嵩告诉记者,“这是为困境儿童进行心理建设的最佳时期,只要社工引导得当,孩子们就会打开心门。”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北京通州全区有480名困境儿童,四家儿童成长驿站正在运行,16个乡镇街道各配备了一个社会组织,而随着村一级的儿童之家也顺利开展,一个覆盖区、乡镇(街道)、村(社区)、社会组织四级保障的普惠型儿童帮扶网络正在形成。

  看见的力量

  对于这群孩子来说,家有时是遥远的,有时是模糊的。他们曾经被遗忘在社会的角落,面对着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希望被发现、都渴望着家的温暖……

  2008年,跟随爱人来北京定居的李红云通过公开招聘成为一名社区工作者,曾担任过初中语文教师的她与孩子们颇为投缘,到社区以后又承担了民政、妇联、未保等多个与未成年人相关的工作。2018年6月,李红云正式担任丝竹园社区儿童主任,站在了困境儿童关爱和保护的第一线。

  在刘嵩看来,“儿童主任是我们发现困境儿童的眼睛”。今年大一的小菲就是被儿童主任发现的。两年前,在一次困境儿童摸排工作中,李红云发现了父母都是重度残疾人的小菲,摸排结束后社区第一时间为小菲申请了生活补贴。在了解到小菲的母亲有出众的手工技能后,李红云还多次鼓励她们融入社区活动,由小菲担当手语翻译,教居民做手工。

  据不完全统计,事实孤儿在全国有50万名左右。因名义上父、母尚在,事实孤儿难以获得与孤儿相同的保障。为帮助这些孩子走出困境,在民政部等多部门的联合推动下,《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出台,从2020年1月1日开始,全国所有事实孤儿将全面纳入困境儿童保障范围。

  刘嵩说,随着《意见》的出台,北京市还将逐步推进“强制报告”制度。“目前,这项制度刚刚会签完毕,未来将在学校、医院、公交枢纽进行普法宣传,发现困境儿童但不上报将要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福利政策报告(2019)》提到,全国已有14个省份实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参照孤儿标准领取补贴。显然,这将会是一笔不小的财政支出。不过,在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冯奎看来,这笔钱出得值。他说,“事实孤儿”正处在受教育的年龄,一旦忽视了,他们可能就错失了重要的成长和发展时机,要看到这个问题对经济社会的深刻影响。

  作为民间机构,太阳村创始人张淑琴感慨,尽管已经开办了25年,但抚养孩子的事真的“太难了”。尽管一直有社会爱心人士捐款捐物,但要承担这些孩子的各项支出还是不容易,常常“顾不上奶粉什么配方,没过期就好,顾不上给他们穿新衣服,是干净的就行”。

  张淑琴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身心健康地成长,也希望社会能给这些孩子更多的包容。她主张太阳村的孩子拍照片、视频都正常入镜,不打马赛克。“孩子们没有错,凭什么打上难看的马赛克?”

  赵静在太阳村学会了勇敢地面对自己的未来。

  民族舞排练结束,赵静笑着跑到刘锋面前说:“锋哥,我们要去跳芭蕾去了。”

  “好啊,什么时候能在电视上看到你?”刘锋打趣地说道。

  “明天!”

  (文中徐佳怡、刘锋、赵静、陈涛、秦朗、小菲均为化名)

编辑:朱春燕 责任编辑:王敬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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