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限购时代,都市圈车牌互认,互不限行可行吗?

来源:央视网

发布时间:2019-10-05 作者:刘远举

核心提示:限购其实是限牌,而这种方式是低效且不公平的。抽签制度,表面上看起来公平,但是不能通过价格反映人们对车牌的需求程度,是缺乏效率的。这会导致人人都去抽车牌,抽到车牌再买车,无形中增加了人们对汽车的需求。而现在一些地方的拍卖方式,其实已经不是价高者得的方式,实质上已经变为,“交一笔钱,参加抽签”。

一直以来,严格的汽车限购政策困扰着很多城市居民,在一些大城市,摇号中签率超过了2000:1!与此同时,今年以来政府多次出台政策鼓励汽车消费,多地释放放宽或取消限购的信号。

人们不禁困惑,限购取消之后,又该如何面对拥堵的上升?这些困境需要新思路。

限购是低效且不公平的

政府限购的措施,目在于减缓拥堵,本质上是限制对道路的使用,但政府并未对路权精确的排他、分割,然后进行出租,而是采取了车牌拍卖或抽签的方式,限制汽车总量,间接的达到限制对道路使用的目的。 

限购其实是限牌,而这种方式是低效且不公平的。抽签制度,表面上看起来公平,但是不能通过价格反映人们对车牌的需求程度,是缺乏效率的。这会导致人人都去抽车牌,抽到车牌再买车,无形中增加了人们对汽车的需求。而现在一些地方的拍卖方式,其实已经不是价高者得的方式,实质上已经变为,“交一笔钱,参加抽签”。 

这些方式的本质,都是把“路权”这个准公共品以“俱乐部”方式分配。对于进入这个“俱乐部”的人而言,使用道路的边际成本为0。简单地说,当购车者拥有车牌之后,不管开得多还是开得少,对道路的使用不管是多还是少,他的道路成本都是一样的。这必然会增加车主对道路的使用,增加车辆的行驶率,加重城市交通负担。甚至会刺激出购车的需求,以及后续的开车需求。这些结果与限制人们购车的政策目标南辕北辙。 

“车同轨”推动经济繁荣 

限牌的一个必然伴生政策是对外牌的限制。 

当中国各个城市均实行限牌之后,从一个地方开车去另外一个地方就会变得非常困难,汽车实际上就被限制在各自的城市,高速公路的意义就会大减。中国就再次出现人为的“车不同轨”。

在古罗马时代,罗马人铺设的道路长达15万公里。“罗马大道”工程标准是:宽4米,供车马行驶,旁边是3米的人行道,路边有供路人歇息的石凳,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石柱作为里程标示,还有刻在石碑上的地图。标准化的道路,使任何一辆符合标准的马车,都可以顺利的驰骋在罗马大道上,沿着罗马大道到达帝国各地。 

令人慨叹的巧合是,大约同时期的中国人也同样在修筑道路。在秦始皇统一中原之前,列国各地的马车大小不一样,车道也有宽有窄。国家统一后,规定车辆上两个轮子的距离一律改为六尺,使车轮的距离相同。这样,全国各地车辆往来就方便了。这叫做“车同轨”。 

不管是罗马人,还是我们的祖先,对车同轨,对道路标准化的经济、政治意义都有清醒的认识。从经济角度看,道路是一种基础设施,畅通而安全的道路带来的外部性明显,通过降低交通的时间、金钱成本,把本来不合算的交换变为有利可图,从而推动交换范围的扩大,推动经济的繁荣。

都市圈需要交通先行

未来的城市化和区域一体化中,都市圈将是主要的空间形态和实现方式。其中,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具有极大的区域带动和示范作用。例如,上海正连同江苏、浙江两省酝酿出台《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拟定将覆盖上海+苏州、无锡、南通、嘉兴、宁波、舟山、湖州等“1+7”市,实现交通一体化等八大系统行动。

但是,在这些一体化中排位第一的交通一体化,就会遇到“车不同轨”的问题。这是因为杭州的车进不了上海,上海的车去不了杭州。再比如,天津、河北的车,进入北京六环路以内道路行驶的,须办理进京证。

但反过来,这也提供了一种思路。既然对于北京、上海、杭州这样的城市而言,短期内不太可能取消限购政策,那么,在已经有限行、且经济往来密切、距离不远的城市之间,进行一个牌照的互认,或可作为一个短期的替代性措施。杭州的车可以进上海,上海的车可以进杭州,每辆车每月有几天的限额。

一体化区域内的交通需求是多样性的,高速公路的意义不可能被高铁替代。比如,一位企业家,从杭州出发,到嘉兴考察工作,然后再赶去上海谈一笔融资;比如,一个家庭周末去乌镇玩,然后又开车到迪士尼。这种临时的、需要携带东西的、需要私密空间的出行需求是广泛存在的。城市之间的互认不会增加太大的交通压力,但却能打通交通,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

城市道路的智慧分配

更长远的看,促进区域一体化,就需要将限制拥有汽车、限制牌照,变为基于智慧城市系统的,直接分配对道路的使用权。

限制对道路的使用有多种方式,越是精确的分割并出售道路使用权利的方式,就越能精确的通过价格机制匹配消费者的需求与资源。最有效的方式当属基于智慧城市的电子收费方式。电子收费系统可根据车辆行驶里程、具体道路、拥堵程度来制定实时的价格,精确的匹配道路资源与消费者需求,每一次驾车出行都有了具体价格,显而易见,可以很大程度上抑制汽车的行驶。 

新加坡于1998年在世界上第一个建立起城区电子道路收费系统( ERP系统)的国家,该系统是一种类似ETC的不停车无线技术收费系统。在这个系统中,道路价格与拥堵程度挂钩,根据车流的拥堵程度调整费用。拥堵时收费高,通畅时收费低,此外, ERP系统还根据摩托车、轿车、货车等不同车型实行不同的费率。ERP的费率调整机制使交通处于既不拥挤,道路又不空闲的状态。消费者可根据他们的经济承受能力和需求的急迫程度,选择付款驶入,或选择可替换的路径、时间,或使用公共交通。使用ERP系统一年后,新加坡的日交通量减少15%,高峰小时交通量减少16%。 

现在中国有着发达的互联网经济,人工智能、大数据、手机的GPS、网络支付,能够更好的做到这一点。目前随着高速公路取消省际收费站,推动ETC越来越普及,在城市道路上使用ETC收费的条件也更加成熟。 

由限购变为精确按需分配道路的好处很多。限制、降低汽车的行驶率,一个城市就可以在同等数量行驶车辆,同等行驶量,同等对道路的压力的情况下,支撑起更大的汽车保有总量。汽车的销售、保养,都会促进消费。个人出行能力增加,出行范围必然扩大,周末节假的旅游也会增多,这也提高了生活水平,带动消费,而且,老百姓还能因此产生获得感与公平感。值得注意的是,在智慧交通体系下,要考虑到消费者隐私的保护。 

总之,精确按需分配城市道路,限制行驶率而不是限制拥有量的汽车政策,是促进消费、促进区域一体化的必然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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