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新闻客户端

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或扫描下载

国内国际图片视频军事人物科技娱乐经济评论

他们在这个14亿人的国家寻人 时间最快的只花1分钟

社会新闻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9年07月24日 10:26 A-A+ 二维码
扫一扫 手机阅读

原标题:

  冰点特稿第1148期

  寻人启事

  1

  从一个14亿人口的国度消失,不是多难的事情。这一点,那些被匆忙张贴的寻人启事足以证明:

  怀着求职愿望的年轻人不幸走进了虚假的劳务市场;17位越南籍的暗娼在中国南方等待接客,等来的却是伪装成嫖客的人贩;13岁少女与母亲吵架后离家,在网吧躲了两天;家庭的一次日常交谈中,父亲批评儿子“大脑植入芯片”的想法不切实际,不被理解的孩子选择了离家出走;失忆的老人在离家几百米的车站迷了路……

  这其中,一名新生儿的经历颇为独特。为他接生的产科医生宣称他患有梅毒,说服他的父母签字“自愿放弃”孩子。当晚,他被从陕西卖到了山西,成交价是人民币2.16万元。随后,他又被转手以5.98万元的价格卖到河南。用这种方式,陕西的产科医生张淑侠总共贩运了7个孩子。她以这些幼小的生命换回厚度不等的纸钞,价钱最低的是1000元。

  整件事情中,唯一毫不知情的是那个在3个省份之间被出售了两次的婴儿。他在半个多月后获救,家人为他取名“来回平”——“来回平安”,庆祝他的失而复得。

  即使在所有失踪人口中,来回平都称得上是平安的:被产科医生卖了1000元的那个孩子在贩运中死去,遗体遭到抛弃。另一些类似事件中,孩子们是在睡梦里被人偷走的。当一名仅8个月大的婴儿被人从被窝里抱走时,他的母亲和曾祖母听到了动静,她们都死于刀下。

  更多时候,一个人的失踪,换回的是是细水长流的悲剧:骨肉分离,家庭解体,命运流转。

  2014年,山东的一条渔船载着15名船员赴南海打渔,在海上失去了踪迹。随后的2~4年里,青岛海事法院至少完成了5份宣布失踪或死亡的文书。文书的申请人是这条船上不同船员的母亲、妻子或兄长。

  根据法律,“公民下落不明满两年,利害关系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宣告其失踪”。一张法律文书,正是“失联”与“失踪”的差别所在。

  湖南省常德市有这样一个令人怜惜的女孩:父亲在她不满7个月大时患病离世,3日后,她的母亲离家出走。当她长到3岁,她成了这种法律文书的当事人——祖父代表她向法院申请宣告母亲失踪。

  2

  迄今为止,并没有全国性的失踪人口数据、信息系统。社会的不同角落——电线杆、十字路口和互联网,张贴着各式各样的寻人启事。

  民政部管辖的社会救助站里,掌握了一部分走失人员信息,最权威的失踪儿童信息平台则归属公安部。一个用于救助,一个用于打击拐卖人口犯罪,二者存在小范围的交集,但都不够全面。举例来说,一位普通成年人的消失,就可能既不在这个系统,也在另一个系统之外。

  《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提到要推进“信息共享”,这项工作由公安部和民政部负责,另有8个部门参与。

  民政部发布的信息表明,截至2019年5月,中国大陆共有1623个救助管理机构,这些机构的滞留人员有34805人。但数字总在变动——救助站里永远人来人往。

  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是一个名为“团圆”的系统,每天通过20多个信息入口发布儿童失踪信息,这些入口包括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字节跳动、新浪等互联网公司旗下的手机客户端。它由国内6000多个打击拐卖人口犯罪的民警使用,不提供对外下载。3年里,“团圆”发布了走失儿童信息3978条,找回3901名失踪儿童。

  形形色色的寻人启事总在讲述走失者形形色色的原因:灾难,战争,拐卖,创业失败,父子失和,夫妻反目……《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提到的一条举措,解释了另一种业已引起关注的可能性:“研究在劳务市场发生的拐卖人口犯罪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预防工作。”

  “在走失面前,大家是平等的。”北京字节跳动科技公司员工曾华说。他负责这家公司旗下“今日头条”的公益性寻人项目。

  从2016年2月启动,到2019年7月,“头条寻人”发布了7万多条寻人启事,找回了1万多人,时间最短的只花了1分钟。目前日均找到10到12人。他们追踪了7万多条信息中的每一条,由此建立了一个企业级的走失人口数据库。

  其中最多的走失者,是18岁至60岁的成人,老年人排在第二位,然后才是孩子。这是最意外的一个发现。2015年夏天,今日头条最初设想的寻人项目,瞄准的是孩子,但有半年多的时间,一个孩子都没找到。这使他们对项目的可行性拿不定主意。

  直到2016年2月,这里的一个实习生偶然尝试弹窗推送了一条从网上找到的寻人启事,那是在河北走失的一个黑龙江的老人,两名用户分别见过这位老人,并且都联系了家属。此事直接催生了“头条寻人”项目。

  “老年人走失(的信息)只在电线杆上,它通常没有什么新闻价值,也不会引发公众关心。”曾华说,“哪个孩子不见了,是城市的重大新闻。到目前为止,能够引发全国性关注的走失新闻,全部都是小孩的新闻。”

  今日头条副总编辑徐一龙也认为,公众的注意力过多放在了儿童被拐卖的事件上。“但你很难说,‘爷爷走失’只相当于‘0.5个孙子’走失。”

  国家在走向老龄化,包括阿尔兹海默症在内的老年痴呆症却日益年轻化。2014年就有医学界人士指出,中国老年痴呆症的平均发病年龄为55岁,比20年前的65岁提前了10岁。“头条寻人”数据里,成人走失最常见的原因是精神疾病、老年痴呆症、智力障碍。

  至于孩子,大都是离家出走,而非被人拐卖。这与警方信息吻合。公安部“团圆”系统里,被拐走后找回的孩子年均只有20人左右。

  “团圆”上线头一年就有过分析:一年间找回的孩子,离家出走的占了59%,迷路的有15%,以占比9%排在第三位的是“家庭纠纷、债务纠纷等原因不实举报”。浙江乐清有过震动一时的案例:一个男孩消失了,被判刑的是他的母亲。这位33岁的女士在法庭上辩解:丈夫有了外遇,她把孩子藏了起来,只为了考验孩子的父亲。

  2016年,民政部背景的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估算,中国每年大约走失老人45.7万人,平均每100个老人就有2人走失。

  为此发布的白皮书说,在发达国家,老人走失主要是由于失智而造成。在中国,失智仍是主因,但一个关键影响因素是人口流动。“重灾区”不是大城市,而是人口流出地。

  这项研究遇到的一个困难是,救助站的信息并非全部,信息还分布在其他一些平台。为此,研究团队的一个建议是建立全国统一的人口报失和查找平台。

  “确实需要把信息打通。”徐一龙说,“如果信息流动得更好,问题会解决得更好。”

  他们与政府部门的合作,经常是一个一个部门去谈。比如,他们与一些省份的110报警平台合作得很密切,每天拿到一些确切的失踪立案信息,在另一些地区,这样的合作仍有待开拓。

  3

  在今天,寻人启事张贴的主要场所已经变了。

  公安部的失踪儿童信息,是以失踪地点为圆心,向特定半径内的手机用户推送。失踪1小时内,推送半径是100公里;2小时内,200公里;3小时内,300公里;3小时以上,500公里。

  “原理跟在电线杆上贴寻人启事是一样的。”徐一龙解释,“思路仍然是,人在哪儿走丢,就在哪儿找人。”

  “精准地图推送技术”的操作非常简单:设定一个圆心,用鼠标画一个圈,然后寻人启事就会出现在圆圈内的一块块手机屏幕上。

  一个常常在网络地图上画圈的年轻人形容,电线杆上的寻人启事变成一条弹窗信息,这变化像是“马车变成高铁”。

  “今日头条”每日发布的100多条寻人启事里,来自国家救助体系的信息成功率更高。平均每推送5条来自救助站的信息,就能帮助一个人回家;医院提供的无名患者成功率则超过了27%。

  据称,“今日头条”的日活跃用户数量目前超过1亿。这使它成为中文互联网世界一个人头攒动的十字路口,一个存在于智能手机里的电线杆。

  一个为此着迷的实习生,核实过一则电线杆上张贴的寻人启事,推送后成功帮助找回走失者。寻人启事从一个电线杆挪到了另一个“电线杆”上。

  圆圈的大小,有时是一个街区,有时是一座城市,有时是一个省份。曾华说,在北京、上海这样人口稠密的大城市,那个圆圈的半径通常会控制在5公里范围内。但在偏远地区,5公里显然不太够用。

  当然,家属“永远希望画大一点”。有人细心地提出,希望在寻人启事里“制造一些噱头”,比如“悬赏50万元寻人”——50万元是“我和我弟弟和我爸爸的全部积蓄,加上一些贷款”。有了这样的噱头,也许能“上全国新闻头条”,“吸引全省全国人一起找”。

  还有一位寻找母亲的女儿,她的细心更加令人心酸。她时不时在微信里给工作人员发来一些可爱的表情包,希望对方心情愉快,这样就会把自己的寻人启事往前面放一点,最好是每天都能发布一遍。但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只有极少数寻人启事会被重复推送,往往是因为更新了关键信息,比如从监控视频中发现了失踪者最新的位置。

  寻人团队会尽量防止短时间内在同一地理位置“画圈”,部分是因为,频繁弹窗可能影响用户体验,更重要的是,一个地方看起来总有人走失,容易造成恐慌。

  多数人希望扩大范围的同时,也有人是矛盾的:要求低调处理,比如,不愿说家属“精神异常”,用“精神恍惚”替代。有些家长不希望公布走失孩子的全名,担心影响孩子的将来;还有学校看到了失踪学生的校服,要求模糊这些信息。一个罕见的案例是:妻子发启事寻找失踪的丈夫,提供了报警证明,男方看到了推送,要求撤销寻人启事。他解释,自己是有意逃避,而不是走失。

  这支寻人团队遇到过一些他们无法帮忙的请求。比如,一个男子多次上传女友的照片,他们吵架了,她拒绝接听电话。还有人郑重其事要寻找香港的某位名人,因为从新闻上看到此人姓名,坚称按照字辈,对方应该是自家人。最不可思议的是,寻人启事里填写的是人的名字,上传的是狗的照片,当事人急于寻找宠物。

  有一天,一个女子提供了男友跟另一个女子的聊天记录,想要揪出那位小三。

  “我想的是,”处理此事的工作人员回忆,“虽然不能帮你发,但是希望你离开这个‘渣男’。”

  这位工作人员发现自己的微信里添加了2000多个寻人的家属,她还同时在200多个微信群里处理来自警方、救助站、陵园、医院、志愿者等方面的寻人信息。有时,她看到一个家属的微信头像换成了“祭奠”的“奠”字,就会默默把有关的寻人启事撤下——无声的死讯。

  寻人团队目前有30人,大都20多岁,却是每天见证生离死别的人。当这些人中的某一个对着电话说了一句“对不起,很抱歉没有帮到您”,十之八九,那是又一个走失人口确认死亡的讯息。

  人找到后,信息也要撤下,但那是令人高兴的时候。有人会送来锦旗或寄来一箱特产。这些互联网公司雇员收到的意料之外的感谢还包括:“感谢你呀,警官。”

  对有些家庭来说,失而复得不等于喜悦。一个精神病患者终于找到了家,他的弟弟却对寻人团队发了火:“你们‘国家’为什么不养他?”有的老人宁可想方设法回到救助站,也不愿跟子女多待一天。

  4

  救助站上传的寻亲信息里,很多人写着“无名氏”。一个男人的姓名位置写的是“罗救118”,旁边则是罗救132、罗救121、罗救127。很简单,2019年7月18日这天,河南省罗山县救助站公布了4条信息,他们都是男性,从40岁到65岁不等。廊坊一片农田里发现的一位精神异常的女人,叫“无名马甲女”,照片上她穿着粉色马甲。代号“临江哑男”的人被发现于一个叫临江的小镇。

  浙江省衢州市救助站喜欢让人们姓“平安”的“安”。2019年7月15日这天,寻亲系统里增加了19个姓“安”的人:安多多,安歪歪,安河沿,安摇头,安无言,安小眼……只有一个例外,那是一位69岁的老年女性,短发,代号暂时叫“西瓜太郎”。

  在这些表格里,人们的年龄有时注明是“目测”,但身高看来是准确的——照片里,不少人的身后就是黑白相间的身高测量表。

  此外,还有那些五花八门的民间网站,页面上打着“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古训,交纳一笔费用,才可以发布寻人启事。其中一个付费网站上,有人描述,自己六七岁时跟哥哥一起被拐卖,记得父母做买卖鸭子的生意,祖父母养蚕,院子里有棵橘子树,屋后是七八棵桑树。

  在深圳,包子铺老板孙海洋把崭新的招牌换下,门脸上写了几个黄底红色大字:“悬赏20万寻儿子店”。一条不会被风吹走的寻人启事。

  他迄今找了儿子12年。2007年10月9日,他的儿子孙卓被人用玩具车和零食诱惑拐走。

  儿子出事时,孙海洋的创业刚刚开始,包子铺只开张了7天,他只是抽空在椅子上打个盹。

  5

  有时候,就是一转眼的功夫。

  “人间蒸发”,经常用于描述一个人的突然消失。实际上,整个过程与其说像液体变成气体,不如说像水滴融入海洋。

  江西人肖超华的儿子肖晓松在广东惠州失踪。那是他的第三个孩子。他开了一家服装店,顾客们在忙着试衣服,5岁的儿子出去买牛奶,然后不见了。

  趁人不注意将婴幼儿抱走,属于“偷盗婴幼儿”,用玩具或零食将婴幼儿骗走,算不算“偷盗婴幼儿”,是个一度争论不休的问题。二者刑罚不同:普通的人口拐卖案件量刑,“起步”是5年,偷盗婴幼儿则是10年。

  直到2017年起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份司法解释,才有了比较明确的结论:哄骗拐走婴幼儿,也算偷盗的一种。

  最高人民法院解释,这样更符合立法精神,有利于从严惩治拐卖儿童犯罪。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拐卖妇女和儿童犯罪案件的数量,自2012年起呈逐年下降趋势,2012年审结了1918件,2013年是1313件,2014年是978件,2015年则是853件。

  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陈士渠在一个寻人主题的视频节目中说,如今,拐卖儿童属于“零星发案”。

  2009年,公安部建立了旨在打击拐卖人口犯罪的DNA信息库。到2019年7月,通过DNA信息库找到了6100多人,多走失于20世纪90年代。那个年代发案较多而破案手段较少。

  在2007年,孙海洋打了“110”,得到的答复是24小时之后才能立案。“24小时”也曾是个问题:直到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明确,接到儿童及不满18周岁少女失踪的报案,必须立即立为刑事案件展开侦查,无需再满24小时。

  像他这样早年失去孩子的父母仍在备受陈年往事的困扰:他们失去孩子的年代,还是打击人口拐卖犯罪的体系并不完备的年代。他们只能把基因放在信息库里,等待一个概率。

  6

  失去只在转瞬之间,寻找却会旷日持久,甚至用完剩下的整个人生。

  1991年,一个叫宋彦智的贵州男孩失踪,被卖到了广东的乡下,找回来时是2016年。隔了四分之一世纪,当年的3岁男孩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而当年的父亲已经进了坟墓。

  在漫长的寻子岁月里,那位饱受失子之痛的父亲宋怀南死于自杀。2006年农历正月初三的傍晚,宋怀南在一个笔记本上写了一句话,出了门。他随后跳楼。那句话只有8个字,连遗嘱都谈不上——“我只要我儿宋彦智”。

  宋彦智曾见过父母的寻人启事,他甚至在网上添加了母亲张雪霞的联系方式,发过自己右手手背上一颗黑痣的照片给张雪霞,但张雪霞的寻人启事里说,黑痣是在左手手背。母子继续做网友。

  后来的DNA比对证明是她的记忆出了偏差。她的寻人启事写错了,代价是4年。

  2017年11月2日,广州的法庭里,女检察官宣读一份起诉材料时一度哽咽。她读到了一位叫杨江的父亲自杀的部分——整个案子最痛苦的证据。

  2005年,杨江的儿子被一个叫张维平的惯犯拐走。他找孩子找到精神崩溃,在2008年又一次赶路途中,趁同行的家人不备,从火车厕所的窗户跳了出去。

  最终,那个人贩第三次因拐卖儿童罪获刑,被执行了死刑。但事情还没结束。人口贩运案件往往如此,经过多次转卖,即使人贩落网,寻人线索也有很大可能中断。在2015年11月之前,刑法规定,只要买家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也不阻碍对他们的解救,“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刑法修正后,变成“可以从轻处罚”。

  对张维平恨之入骨的父母们走出法庭后,只能再一次四处张贴他们的寻人启事。

  7

  无尽的寻找中,这些人变卖了家里的缝纫机、电视机、汽车、住房。他们把寻人启事贴到电线杆上,也曾印到打火机、火柴盒、扑克牌、衣服或背包上,让它成为别人日用品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他们尝试过行为艺术——在冬天的公园里一起脱掉上衣,身上露出寻人信息,吸引人们的注意。

  前些年,肖超华和一些同病相怜者开过一辆“寻子车”,几乎跑遍了中国。车身贴满了走失孩子们的肖像,红底白字写着:“孩子是祖国的未来,请看好孩子。”他们真的找到了几个孩子,但不包括他的儿子肖晓松。

  有些家长连名字他都没问过,但他清楚地记得他们孩子的姓名。因为他们经常互称“某某爸”或“某某妈”。

  许多人始终不敢更换自己的电话号码,那是孩子在家里记得的。还有人始终不敢搬家,他们要等在原地。贵州98岁的杜虎珍,从21岁开始等待离家从军的丈夫。77年里她独自送走了长辈,养大了孩子。她拒绝离开自己的房子,“我就要在家守着,万一他哪天回来呢?”

  2017年,肖超华又回到了惠州,开了一家杂货店。他要赚一点钱,照顾他的家庭。惠州是他的伤心之地,他有时候会去孩子丢失的地方、也就是他开过服装店的地方转一转,那个市场已经倒闭了。

  “我就是要回到这边来等他。”他解释,“因为,他毕竟在这边出生,在这边长大,没有回过老家,他从出生到丢的时候,一直都在这边。他对这边的记忆还大一点。”

  虽然他也知道,孩子已经长大了,就算哪天来到这个杂货店买瓶水,自己也认不出来。

  他甚至希望,假如孩子的养父母看到寻人启事,只要告诉他孩子在哪里就好。“如果他确实是收养我孩子的,我可以给他养。”他说,“我只要知道他活在这个世上。”

  在惠州,他仍跟当地警察保持联系。他把自己和儿子的图片都给了警方。腾讯公司推出了一种“跨年龄人像识别技术”,他听说腾讯已经与警方合作,用这种技术找回了好几个孩子,尽管他们的面部已经像他的儿子一样,发生了巨大变化,腾讯形容,自己的技术是一个“时间折叠者”。

  他最新的希望就寄托在这上面。

  “最坏的打算是,”这个男人停顿了片刻,说,“找不到就没办法了,找得到就尽量找了。但只要活在世上,就不会放弃。”

  徐一龙认为,“头条寻人”提高了信息触达关键人的能力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于,降低了做好事的成本。“这个世界并不缺少善意,只是缺少一次提示。”

  在辽宁大连,一个外卖骑手遇到了一位走失老人,回家后收到手机弹窗才意识到。他连夜跑出去寻找,并且把信息发给了其他的外卖骑手。最终,一个叫李井凡的外卖骑手发现了老人,他陪了老人大约15分钟,直到家属到来,他接着去派送手上两份延迟的外卖。许金中,安徽一个建筑工地上的瓦工,为一个到工地躲雨的流浪汉买了一份食物。接着,他从工友那里看到了寻人启事。他次日再次遇见这个男子,立即帮他联系了家人。

  在一份笔记里,推送过这些寻人启事的一个年轻人感慨:“他们是城市的微小分子,是我们每天通勤路上的陌生人,但也可能是别人的超级英雄。”

  8

  另一些寻人启事里,隐藏着诗人余光中《乡愁》的翻版,“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一个叫史豫秀的台湾人,她的父亲史运生早已去世,她往河南汝州的不少村子写过信,也实地去找过,都没有找到老家。

  史运生是1949年随国民党军队败退到台湾的老兵,早在1987年台湾开放民众到大陆探亲之前就已离世。他在台湾仍喜欢看豫剧,给女儿取的名字也有“豫”。

  史豫秀的寻人启事经过“头条寻人”弹窗后,2018年,她找到了那个村子。她这才知道,老家人原来不知道父亲去了台湾,他们只知道他在战场上受过伤,不知所终,为他在祖坟旁留了块墓地。

  在祖坟前,扬起的纸灰中,史豫秀双手合十,念念有词:“请求爸爸你的灵魂回归故里。”

  负责两岸寻亲项目的周思妤是台湾人,她承认,从事这份工作之前,她没留意过寻人启事,也对那些老人了解甚少。她认识的第一个寻亲者,为她画了一张地图,标出长江、淮河的位置,拜托她去大陆找家。从2017年12月偶尔出现的第一例开始,两岸寻亲迄今已有174个成功案例,绝大多数是老兵。年纪最大的已有100岁。

  2019年,90岁的张万龙回到了老家河北唐山。老家还有人记得,他的右耳很小,紧贴面部,绰号“半拉耳朵”。这个特征让他得以找到早已更换地名的老家。儿子张建邦说,以前没注意过父亲的耳朵,只知道请来的护工曾说过,他的右耳“挂不上口罩”。当这位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归来,拍全家福时,人们站了几排,一起喊的是:“欢迎回家!”

  而在台湾的一个护理院,从湖南乡下来的王桐华见到了他正在吸氧的双亲。他赴台湾之前,98岁的母亲在视频里嘱咐79岁的儿子:“你要小心不要迷路啊!”

  周思妤陆续见到老人们省亲,也见到那些已故者的后人,把父辈在台湾用过的印章或是别的遗物埋到祖坟,把父辈在台湾坟前的香灰撒向祖坟。人们返程时通常都会带一点坟前土。

  “我们这些90后,很多对大陆并不是很了解,”周思妤说,“通过这个工作,我知道,大陆跟台湾的关系是很紧密的,关系是很难分割的,有这么多亲人的连接。”

  这件事情让她觉得“有使命感”。“交流总比不交流好,交流就是给彼此更多认识的机会,如果你把交流的东西切断了,你就没机会去认识对方,你的误解还是在,你的偏见还是在。”

  与两岸寻亲小组平行,另一个小组在帮助各地烈士陵园里的烈士寻找失散的后人。因此,台北出生的周思妤,和她的大陆同事一起,在北京为当年交战双方的士兵服务。70年后,他们中的多数人只剩下骨灰了。“找一例,少一例。”

  两岸寻亲小组迄今效率最高的一例,只花了大约15分钟。那位老人1949年离开时,身上只有一张年幼儿子的相片。15分钟,接上了70年前的断裂。2019年,那位辞世多年的老人的遗骨从台湾迁回了杭州。他回家了。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张国 来源:中国青年报

扫一扫
央视影音客户端
央视影音客户端
扫一扫
央视新闻客户端
央视新闻客户端
扫一扫
央视财经客户端
央视财经客户端
扫一扫
熊猫频道客户端
熊猫频道客户端
  • 新闻
  • 军事
  • 财经农业
  • 社会法治
  • 生活健康
扫一扫
扫一扫,用手机继续阅读!
央视网新闻移动端
央视新闻客户端iPhone
央视新闻移动看!
CBox移动客户端
下载到桌面,观看更方便!
1 1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