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教育资源不均衡、高考分省招生等制度设定，高考移民问题堪称中国教育领域的顽疾，几乎每年都会引发关注和讨论。最近又有两起高考移民事件，引发网络热议。

一是贵州取消三名高考移民学生的名校学籍，二是深圳富源学校疑似出现组团高考移民现象。但这些“老问题”的处理，也呈现出某种“老套路”，即官方虽然表态或者追惩严厉，但向公众披露的信息还是相当有限，让人无从看清这些高考移民事件背后完整的利益链条。

我们看不久前举世关注的美国高考舞弊案，几十位涉案人员，包括家长、教育机构负责人、大学体育教练，甚至SAT/ACT考试官，均被正式起诉。这也就意味着，这些卷入高考舞弊案的人，无论是好莱坞明星还是上市公司高管，都被暴露在公众视线。正是在这种充分的信息披露之下，我们才得以知道国内步长制药董事长“花650万美金送女儿上斯坦福大学”的内幕。

如此公开透明的处理具有多重警示效应。舞弊者付出的不仅是法律代价，还要赔上名声，影响事业。这才可谓是代价惨重，这才可谓是敲响警钟。同时，因为参与者都被曝光，也就有利于官方以及媒体去挖掘整个舞弊利益链，从而有助于看清制度漏洞，在个案之后进行制度的修补。

反观我们国内的处理方式，贵州那三名已经考上清华复旦北外的学生，因为高考移民问题被取消学籍。这样的惩罚相比以往确实堪称严厉，可是这些考生姓甚名谁，还有哪些人参与运作？公众一无所知。只知道三名考生是库某某、和某某、刘某某。在只看到“某某”的情况下，我们不知道家长、学校、教育部门有怎样的问题，制度存在哪些漏洞。

美国也注重保护个人隐私，但在涉及违法、破坏公平底线的案件中，选择了不同的价值排序，关注公众利益要胜过个人隐私。何况，哪些人通过什么方式运作了舞弊事件，严格说也不能算是个人隐私。在这里保护“个人隐私”，等同于保护违法犯罪者的利益。如果只是处理几位“某某”学生，那就意味着背后更多人可能逃脱了应有的惩罚。

在美国高考舞弊案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学生，舞弊方式也存在很大差别。有些是材料造假，有些是考试作弊，有些是行贿，只有如此具体到个人，才有可能做到分类汲取教训。同样，国内高考移民的大标签之下，也有复杂的利益诉求。贵州3名学生可能是个体投机，而深圳那所民办学校更像是为了打造品牌刷高考战绩而操作的“买生源”，是学校和学生的合谋。但具体性质到底是什么，有赖于更多信息的披露。

事实上，对于深圳这起疑似组团高考移民事件，坊间舆论还存在争议，因为这牵涉教育资源不均衡、高校招生省份分配名额是否公平等复杂问题。更多信息披露，才有助于社会更好的认清问题，寻求共识。只是以笼统的高考移民处理，不释放更具体的信息，只会形成舆论混战而无助于惩前毖后。

总之，我们希望处理类似高考移民事件时，能走出“某某”的信息披露模式。公开透明是最好的反腐祛魅药，高考移民领域也是如此。在每例个案中细究问题，逐步趋近公平，可能比笼统的谈论高考公平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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