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下的舆论场，涉狗纠纷的“燃点”很低。

这几天，发生在杭州余杭区的“母亲阻止未栓绳狗咬孩子，遭狗主人2次骑身殴打致骨折”事件，就引发了社会公愤。遛着无证的宠物狗且不拴绳，还暴打赶狗护儿的母亲，当事狗主人嚣张跋扈至此，想不遭舆论围剿都难。

不文明养狗的做派加上“一言不合就动手”的戾气，大抵是这类矛盾升级的直接缘由。

现实中，诸如此类由狗引发的舆情事件已是频遭曝光：

今年6月中旬，南京江宁饭店老板童某3岁儿子被狗咬伤、与狗主人交涉未果后，怒而将狗摔死，结果遭到死亡威胁，以至于当事人被迫转让店面，上电视道歉，其妻子为此“割腕自杀”。

10月上旬，宁波发生“男子因狗吠刺杀邻居全家致3死1伤”的悲剧——就因为不满邻居家养的狗常吠影响其睡眠，多次交涉未果，嫌犯持刀捅向邻居……

正因如此，很多人对“狗粉”的态度由反感变为反制。今年8月，一篇题为《遛狗要拴绳，异烟肼倒逼中国养狗文明进步》的文章刷屏朋友圈；前不久，大连被曝出20多只宠物狗疑误食异烟肼丧命，都是某些怕狗、厌狗者私力救济式的反击。

这是“狗粉”与“狗黑”之间的矛盾显性化、尖锐化的信号，二者的缠斗和互害，渐次失去可供缓冲和调和的中间地带。

这让人遗憾：不文明养狗和异烟肼毒狗，已形成了因果嵌套的链式结构。可以预见，只要不文明养狗的行为依旧存在，异烟肼毒狗的反制行为就很难绝迹。

两者都难言妥当：不文明养狗是公共道德低下的体现，而异烟肼毒狗则是以一种不道德对抗另一种不道德。两者都是“无序”的表征，都可能背离群己权界、逾越法律边界，都无益于用法治思维将隔膜弥合，而只会用对立思维将矛盾激化。

某种意义上，它们已成“并蒂毒花”，或者说是“双生怪物”。而其野蛮生长的背后，则是长期以来公共社区治理的乏力和乏术。

养宠物算是都市化生活方式的代表，养宠物风气的盛行，也与快速城市化的大背景相照应。但问题是，因为城市化的“加速度”，城市中的犬只迅速增长，既超出了城市消化能力，也成了许多人“道德观念‘水位’跟不上养狗需要”的照妖镜。

人狗矛盾本质是人与人的矛盾，正是由于有些养狗者公共观念没跟上，如总是将狗权跟人权等同、认为“我的狗不咬人”，厌狗者又“恨屋及乌”，不惜采取极端手段，故矛盾动辄愈演愈烈。

本来含社区自治在内的有效公共治理，能够对不文明的养狗行为形成约束制衡。只可惜，涉狗纠纷的多发，成了公共治理在涵养养狗文明方面近乎失效的印证。

很多地方也出台了犬类管理规定或养狗文明规范，采取的办法如出一辙，包括要求狗主人为狗建立档案（办证），接种疫苗；遛狗必须牵绳等。在所谓的“狗患”越来越受关注的背景下，有些地方的规定也在加码，如济南发布通告，规定外出遛狗时狗绳最长1.5米；西安推出了“史上最严格举措”整治不文明养犬行为，明确对不听劝阻的不文明养犬者，将吊销其养犬登记证，5年内不得再养犬；杭州近日也规定，市区内的遛狗时间为每天晚上7点至第二天早上7点。

这些举措只要属于正常管理方式、无涉侵犯正当权利，就可视作弥补公共治理短板的努力。

此前的异烟肼毒狗话题引关注后，不少人还建议，不妨尽早制定“中国版恶犬法案”，明确养犬人看管犬类的法律义务和细化未履行法律责任的惩罚措施。这也不乏参考价值。

但再好的法规与监管措施，也得确保其可执行性和落地效率。考虑到执法力量很难对不文明养狗行为的全程监控和及时打击，专项执法也有流于运动式执法的可能，借助社区自治之力实现对养狗行为的精细化末端管理，很有必要。

在这方面，深圳有些社区已迈出了步子：成立社区养犬自治管理委员会、社区文明养犬劝导服务队，并依据《深圳市养犬管理条例》商定社区文明养犬公约；建立社区养犬管理台账，对犬只办犬证、打疫苗等情况建档立卡；试点社会组织和社工群体介入社区涉犬投诉事件调解等；社工组织、义工群体和街道城管科、执法队建立养犬管理沟通协作平台，方便协调对接等。

这其实就是将“刚性”执法跟良好社会管理结合，形成社区养犬管理共治模式。

当然，要掐断不文明养狗与异烟肼毒狗这束“并蒂毒花”，需要用法治、自治筑起养犬管理共治网络，通过将养狗行为导入“硬约束”和“软规范”织就的规则框架内，避免涉狗纠纷如韭菜般割了一茬又一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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