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医患冲突。

最近，山西河津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做出通报，1月26日晚上，市人民医院产科一名于前天实施剖腹产术的32岁二胎产妇樊某某发生猝死后，家属聚集医院影响正常工作秩序。目前，该院正积极依法稳妥处置。

说明截图

官方的通报，非常中性，但事件背后汹涌的舆情和现场的肢体冲突，更能刺激公众的情绪。

问题来了？在医患冲突中，为什么那么多当事人总会选择在第一时间以暴力、聚集等最原始的方式解决问题，而不是走正常的医疗事故鉴定、调解、司法诉讼程序？

概而言之，医患冲突是中国具体医疗环境下的产物，涉及之前医疗产业化的弯路、政府财力投入不足、公众医学知识的欠缺、缺乏有公信力的纠纷解决机制，以及医疗机构内部的不够透明，特别是近年来“医闹”组织化、产业化，甚至与黑恶势力相勾结。

具体分析，在目前的博弈格局之下，“私了”是医患双方最方便的纠纷解决路径，而这种饮鸩止渴的纠纷解决方式也埋下了更大的医疗冲突的隐患。

有学者做过相应的田野调查，相对于做出民事赔偿，医院更不愿意承担行政处罚，特别一旦最终被认定为“一级甲等事故”，当事医生和医院面临严重的行政处罚。

正因如此，在不少个案中，医院在沟通中反复强调“不要提鉴定”，并在调解协调中不断的提高赔偿数额，试图“破财免灾”，息事宁人。

对于患者来说，真的走医疗事故鉴定、诉讼程序不仅程序漫长、耗费精力，最终法律支持的赔偿，反而不如和医院“直接谈”。

所以，目前患纠纷的解决高度依赖于双方的博弈水平，特别是在一些欠发达地区，变成了背景的比拼、家族的比拼。这形成了一个尴尬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的怪圈。

因此，亟待构建各方认同的纠纷处理机制，摆脱卫生系统对于医疗鉴定的实际控制。

目前的医疗事故鉴定已经从之前的卫生局主导，转变成为医学会主导。医学会在形式上是独立专业的第三方机构，但实践中，各级医学会组织和实施鉴定工作的具体机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办公室”(“医鉴办”)从属于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主要负责人也会由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兼任。

因此，很多医疗法学家提出，有必要引进“非诉讼纠纷处理机制”，比如美国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制度，它由医生、护士、牧师、社区代表、律师等构成，避免了医生的专断，让纠纷在更透明、更宽松的管道里解决。

目前，我国不少地方成立了由卫生、司法等部门组建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其效果还不显著。要树立调解委员会的权威，关键在于摆脱卫生部门的一言堂，彰显其民间性，使医学鉴定与政府管理部门做切割。

同时，我们还需要进行广泛的医疗科普和“患者教育”，让公众接受医学是“不完美的”这个现实，医疗机构还需要通过开放主观病历、尊重患者选择来避免误解。

除此之外，要警惕“医闹”产业化以及部分媒体走极端，为本已紧张的医患关系火上浇油。

目前不少的医患冲突，明显有着高度组织化、分工化趋势，很多有职业的医闹在兴风作浪。

近日中央正在部署、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现实中不少“职业医闹”与“职业讨债公司”一样都有恶势力背景，不容小觑。

怨不在大，可畏惟人。一个医患双方都不满意的机制，是不可能维持平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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