靴子落地！

游泳名将宁泽涛确认离开国家队，这部里约奥运前就开始的闹剧终于有了一个结果。一份未经证实的公函罗列了宁泽涛“被开除”的三大“罪状”：未经批准私自代言广告；不服从国家队竞赛安排；拒绝参加接力项目的资格赛。

无论是矛盾的起因还是事件的脉络，宁泽涛与游泳中心合力上演的这出戏码情节老套毫无新意，之前的田亮、孙杨都扮演过类似的角色。因为这早已不是个别运动员与部门管理者矛盾的个案，而是竞技体育计划体制下，专业运动员与培养部门之间关于经济分配的普遍问题。

 站在管理者的角度，与国外运动员相比，举国体制下，强大的行政力量主导了运动员的整个培养过程，令中国运动员以极小的资金投入迅速获得了运动能力的提升，直至获得了冠军的荣誉和地位。

顺理成章地，运动员当然要完全服从代表国家的主管部门的管理，其中，除了日常的训练、比赛等竞技层面之外，商业上的开发与经营亦属于重要的内容，以回报国家的投资。

反之，如果当事人在经济上有“过高”的要求甚至自行进行商业运营，不啻于离经叛道的行为，很容易被扣上“个人主义”、“贪图富贵”之类的大帽子。

在惯性的思维里，道理似乎是这样的。前期培养时，运动员免费享受计划体制下的资源支撑，后期成功后，又要求攫取市场机制下的巨大利益。计划和市场两头的便宜都让你占了，凭什么呀？

正因如此，当年田亮事件时，舆论对于这位奥运跳水冠军发起了猛烈地批判，一时间，令一直以阳光形象示人的体坛偶像成为众矢之的。相比之下，宁泽涛要幸运的多，今天的社会环境显然更加宽容和理性。

但是如果我们更多地站在运动员的角度观察，尽管体制给予了田亮、宁泽涛们无限的资源支撑，令他们可以以较小的成本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是，有一点常常很容易被忽视，那就是我们大多数人只看到了宁泽涛这样的成功者，而很少关注那些冠军背后的失意者。

运动员是一项风险极高的职业，尤其在中国这种举国体制之下的运动员，没有冠军几乎就意味着失败，在数量庞大运动员队伍中，最后能冲过独木桥的寥寥无几，大部分人都会跌倒水中。

可以说，选择做专业运动员几乎是以自己一生的命运作为赌注，成功，巨大的名利，失败，则往往陷入深渊。这些年，退役冠军干搓澡工之类报道屡见报端，就在最近还发生前举重冠军才力之女身患重症、无钱医治网络寻求筹款的报道。

从这一视角，我们不难理解，宁泽涛们商业变现的急迫甚至不按套路出牌的行为，他们的商业价值就这么几年，不在身价高峰时兑现，以后会急剧下跌。由于技能的缺乏，运动员退役后普遍的“就业难”现实令很多人不得不未雨绸缪，因此难免走向极端。

不止如此，在传统相对僵化死板的管理的背景下，商业开发中利益分配，运动员常常处于弱势的一方，缺乏十足的发言权甚至基本的礼节尊重，常常造成双方龌龊不断，新一代运动员更具个性的性格令这一矛盾更加突出。

这让我想起另外一段故事，那就是郭德纲曹云金师徒反目，师傅说，你吃我的穿我的住我的，翅膀硬了，就一脚把我踢了，你这就是忘恩负义；徒弟则反驳，师徒也得按规则办事，要讲合同，我一个大咖的身价，你给我开龙套的价钱，这不合理。

你瞧，这完全是鸡同鸭讲。与之类似，如果运动员和他的管理者都站在本方立场上认为自己是道德上的正义者，那么这注定是一场双方皆输的零和博弈。

因此，兜兜转转，最后又回到那个老问题，运动员人力资本收益分配制度的改革与优化。如果没有合理的收入分配规则与模式，并配以可行的保障执行机制，宁泽涛就不会是最后一个“反叛者”。

12年前，田亮事件爆发时，我们就在讨论这个问题，今天，它依然摆在这里，情况似乎还更加严重。所以，不是看不透，只是前路漫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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