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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之前,雅丹姐无意中告诉我,你是第一个上大洋一号的女记者。制片人秋镝姐姐听闻不怀好意地笑说:终于熬到女一号了。前任记者刘龙宅心仁厚地传授我:你就盯准了船上的首席科学家,因为首席的电脑硬盘上有无数小电影。还有啊,在我临出发之前的组例会上,秋镝姐姐像送不归者出征一样的口气宣布:“这个春节还有人一天也不能休息,那就是我们亲爱的小钟,她将在大洋一号上度过20多天的海上时光。而且据我所知,她是第一个登上大洋一号的女记者。因此,她的处境也是非常险恶。你们想啊,船上那些人已经40多天没见到女人了。”此时,与会众人纷纷调转脑袋,用同情又开心的目光看着我,发出了会心的笑容。哎,人心险恶,世风不古啊。
喏,就是在这种气氛下,我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征程。一路走来,心无杂念。只是没有想到,哈哈,一上船就被告知有女生同屋。而且属于访美的高级女知识分子喔。
所以登上大洋一号船的第一个晚上,我就马上给组里同事发送了一封邮件:我告诉大家,不要为我担心,因为船上有好多美女,而且我还属于有同屋的人,同屋女孩跟我年龄差不多大,似乎性格也比较活泼,应该属于我辈中人。请大家不要担心,形势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险恶”。
可是刚刚高兴半天的我,随着船的出发就开始了晕船综合症。起先是头晕,头晕好办啊,以前我可是上过雪龙号的人呢。我知道晕船的时候只需要躺在床上就行了。可是且慢,船是开了,可第一航段的新闻还没有发回去呢。无奈,我只有早晨早点起床赶稿子。这篇短短的新闻稿件是我写过的最难受最痛苦的稿子,主要是生理上的。本姑娘发挥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强忍着肠胃的翻浆倒海,终于把稿子大概顺了一遍。可是我可爱的同屋这个时候醒了,并且适当的说了一句重要的话,她说:你是要吐了吗?
啊?听闻此言,我再也忍不住了,跑到厕所就吐了起来。头天晚上本来就不舒服,没吃多少东西的我一下子把好几年的存货都吐出来了。这一吐可是天翻地覆,日月变色啊。从此之后,我一度成为大洋一号船上的焦点人物,并因此混来了不少水果,嘿嘿,此是后话,按下不说。
然后,我可爱的同屋朱健就开始了职业秘书的生涯,当然她的服务对象是我。她负责把我的情况第一时间通知到关心我的同志那里,包括船长、中方首席科学家、外方首席科学家、各个级别的船员、调查队员。然后再给我打饭,负责帮我接收船长、首席、各类同志们送来的慰问品,最后还要把珍贵的苹果洗了送我嘴里,但是我个人认为她的服务还差一步――帮我咀嚼。
虽然一天吐了两次,令我出名不少,但是躺在床上的我也很郁闷。因为我可不想当狗熊,尤其是看着战友赵喜同志吃得香,睡得香,干得香的时候。于是第二天,我挣扎着起床了。我决定就是吐也要吐死在工作岗位上。
奇迹就是出现在这个时候,当我谨小慎微地跟随赵喜屁股后面,一步步迈上轮船驾驶室的时候,当我眼睁睁看着赵喜第一次往回传片子的时候,我的肠胃停止了革命,并第一次支持着我吃下了一点零食。
发觉这种变化的我欣喜异常。我恨不得对着茫茫大海高喊一声:姐妹儿好了,欧了,欧了!
于是我高高兴兴的守着B站,一边跟值班的三副聊着天,一边就把片子传完了,中间还很义气的给赵喜放了一个假,允许他到餐厅下棋,因为局面我已经完全可以控制了。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啊。就在我放松戒备的第二天,吃过早饭,肚子又开始难受了。这下我更有经验了,床都没躺,就直接到船驾驶室上面了,因为我知道昨天我是在这里治好的晕船。
但是淑女也有算错帐的时候。
我环顾了一下驾驶室,发现没有垃圾桶也没有卫生间,就在心里嘀咕:要是吐的话往哪吐呢?想不明白这个问题之后,我只好勇敢的问了一句:如果吐的话是不是就跑到甲板上,吐到栏杆外面呢?
刚问完这句话的我,还没等船员回答,就已然控制不住了。吐吧,吐吧,女人吐吧不是罪。只不过这次糗大了,当着大家的面吐得一把鼻涕泪一把。虽然我很想像淑女一样吐,但是我没见过淑女呕吐,所以我吐得很难看。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就在这次当众出糗之后,我居然真的就治好了自己的晕船。想想也是,公众面前我都吐了,我还有什么好怕的呢?从此之后,我就生龙活虎,上窜下跳了。老船员们纷纷恭贺我,他们说女人的适应能力就是强,才两三天的功夫,小钟就没问题了。以后遇上再大的风浪也不怕了。我得意的嘿嘿一笑,明确告诉他们:是的,你们的判断完全正确,从此之后,小钟这面旗帜算是在大洋一号上立起来了。姐妹儿来这儿可不是盖的。
当我步入正轨之后,我想令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大洋一号科学考查船确定热液喷口的具体位置,并且最终抓取到了珍贵的烟囱体样品和生物样品。我非常有幸,见证了中国海洋事业在此零的突破。而我的回忆首先到了3月1日的晚上。
美国的ABE从海底上来之后,中国的电视拖斗紧接着就下了水。在海上工作区的作业是不分白天黑夜的,因为扣除了漫长的海上航行,留给工作区工作的时间其实非常有限。因此调查队员和船员从来都是三班倒,甚至两班倒地工作。
晚上11点多了,首席科学家和调查队员还在船底的深拖实验室,不停的命令值班三副对船进行定位。电视拖斗是通过三根长长的电缆跟船连接,通过船来定位它的海底位置,最后电视拖斗抓取样品。电视拖斗可以实时回传它在海底的画面。就在定位过程中,电脑显示屏幕上突然出现火红的烟雾画面,首席惊呼:“碰到烟囱了。”“哪儿?”“哪儿?”“是不是真的啊”人群中很快就会发出这样的反映。而直到半夜1点,大家都是在这种一会儿惊喜,一会儿疑问的状态中渡过的。
前两天晚上也是这样,虽然我会等不及先回房间睡觉,但是一旦调查队员感觉到发现什么的时候,都会严格按照我嘱咐他们的,死活都要把我从床上镐起来,然后我再用三遍电话铃声把赵喜同志镐起来。而每次被镐的结果就是:睡眼惺忪的赵喜同志在一群兴奋并争吵不已的调查队员旁边木然的咀嚼饼干,好像大家把他叫起来就是为了提醒他该补充宵夜了。而我当然是淑女的站在一边,大智若愚的看着调查队员们争吵刚才究竟有没有碰到烟囱之类的已经讨论过无数次的话题。
3月2日零晨2点,拖斗终于颤颤悠悠的上来了。令所有人意外的是:拖斗居然抓上来一个大的烟囱体,而且上面还附着了很多的生物。这个结果令所有调查队员高兴异常。世界上的海底热液研究已经进行了十几年,热液喷口已经发现了141处,可是没有一处是中国人发现的,在这片领域,中国大大落后于美国日本等国家。但是现在不同了,这是我们中国人第一次在自己发现的热液活动区中获取烟囱体样品和生物样品。西南印度洋A工作区,位于南半球西风带的边缘,历来因为环境恶劣,少有国家涉及。然而就在这片谁都不愿意来的处女地,中国的科学家们,此刻,向世界发出了中国的声音。
此时的后甲板,所有的灯都亮着,一点都感觉不到夜的黑暗,而我的眼中只有欢庆的人群。调查队员们纷纷站在烟囱体前面拍照合影。此时此刻,我知道他们,整个大洋一号,都已经等待了很久很久。从1984年向前苏联购买这艘二手船的时候,从开始装修大洋一号的时候,从2003年刘龙参加远洋航行的时候,从2005年施韶宇、米明宇、刘世军参加环球航次的时候,大家,就一直盼着大洋一号能发现中国人自己的热液喷口,获得到真正属于中国人的热液硫化物矿床。这十几年来,萦绕在热爱海洋事业的人们内心的痛楚,此时此刻终于得到了完全释放。
我和赵喜也跟着裂着嘴笑,恭喜着他们的成果。海上的风风雨雨,海上的跌荡起伏,19航次第二航段一起高兴一起希望一起失望的经历,已经令大洋一号四个字烙在了我的内心深处。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此后的日子,再见到它,我会感到非常亲切,见不到它,我会异常想念。
想想人的一生有那么长的时间,可是我与大洋一号的相聚却只有这一次,也许此后终了一生都不会再有这样的经历了。西南印度洋A工作区,海上并不久长的22天漂流,见证了重大发现,结交了一生的朋友。那是一段闪亮的日子,值得我永生珍藏。
再见了,大洋一号。在我回到北京3天以后的零晨时分,在我将这段记忆写成文字的时候,内心中依然充满了对那段日子的怀念。潮涨潮落之后,我愿这份珍贵的记忆永恒,我愿这些共同经历的人们幸福,我愿承载我们欢笑和梦想的大洋一号永远航行在尉蓝的海洋上,永远永远。
责编:张璇











